9月18日，因写作《大迁徙》被拘的作家谢朝平获释。他说经此一灾，“变得脆弱了”。（CFP/图）
因写作三门峡移民史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而被拘的作家谢朝平，在9月17日被释后，于9月19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在北京石景山区租住的房屋中，55岁的谢朝平神色倦怠。进看守所时剃光的头发刚长出来一些，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以前留的是长发。”
讲起30天的牢狱生活，谢朝平好几次流下了眼泪。“当天我就是在这里被反铐着，一动也不能动，站了两个多小时，手都要断了。”谢朝平指了指双人床边的架子。
妻子李琼说，牢狱之灾让老谢变脆弱了。谢朝平走出看守所时，和妻子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夫妻俩几十年来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
从9月18日晚回北京后，谢朝平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这次要感谢全国媒体与网民的帮助。”3个小时的访谈里，他反复地说这句话。以下是他的自述。
“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大迁徙》这本书。这个问题也是办案警察问过很多次的。我的回答是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
《大迁徙》的内容，里面涉及了三门峡库区移民两个核心问题：土地和资金，中央拨给移民的土地和资金没有用到移民身上，而且年年在减少。我想这事关地方政府形象，自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
但当时警察要来抓我时，我没觉得有多大事。书收了之后，我钻研过出版方面的法律，给新闻出版总署打过电话咨询，也问过法律界的朋友，得到的意见是，如果是稿件有问题，杂志社和作者承担共同责任，如果是印刷方面，那么责任在杂志社。问完了就轻松了。
直到渭南警方提审我的时候，我才感到事态严重。我问他们，你们不怕办错案吗？他们回答说不怕，错了他们不负责，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认为他们的暴力执法很露骨。抓我的时候，手铐铐得很死，我左边肩膀肿起来了，疼得要断了。我向他们要膏药贴一下，要了不下十次，也没有人理我。
8月23日在西客站坐火车去西安。王鹏（办案警察之一）押着我走了5个候车室，用很大的力量推我、搡我，感觉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摧垮我的防线。我被铐在检票口的铁门上，铐了半个多小时。上火车的时候，他又要反铐我，我说手都要断了，我不会跑，你不要反铐。王说这是执行任务。我急了，说你只要反铐我，我就撞死在墙上。说着退后了一步，准备往墙上撞。朱福利（另一办案警察）过来抱住我，说老谢你别这样。他把自己的左手和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们才上了火车。
“趴在墙上流眼泪”
我先在朝阳看守所的“过渡号”呆了3天，条件不太好，4个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之后转到临渭看守所。那里要劳动，磨冥纸。头7天呆在一个号里，一个监舍十几个人一天磨两捆，算是新手。后来又调到别的号，一天要磨十几二十捆。
一般上午劳动到11点多钟。下午就提审，有时候提审到7点多，回来就没饭吃了。我大概总共饿了六七顿，现在提到馒头就哭。有一次提审回来已经吃过饭了。大家都在“坐板”（记者注，看守所里嫌疑人坐在通铺上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说：“谢叔，你还没吃饭吧？我就知道你没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咬了一口，泪流满面，又觉得男人不应该哭，就回过头趴在墙上流眼泪。
警察没有对我刑讯逼供。但是他们不尊重人，搞人格歧视。他们提审我的时候，有的我不认识，我要看他们的证件，他们说：“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后来还是给我看了警官证。
在看守所也没有什么牢头狱霸打我。但是里面有规矩。新来的人要睡在厕所边上，擦厕所、擦地。擦地要用一块大抹布，弓着腰，撅着屁股成90度的姿势。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做了四次，腰都快断了，衣服也湿透了。我就跪着擦。牢头大声喊：“不许跪！”后来我告诉管教，希望不要90度擦，牢头就算了。我刚去那天，衣服一直是湿的，汗水泡得一股酸臭。
“提审时反复问收没收钱”
9月7日到9月12日，警察开始密集提审我。问的一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收没收钱，第二个是书送到渭南后给移民代表写“领条”的事。我想他们是找“非法经营罪”的证据。
我说钱我一分没收，我还倒贴了十几万，我去渭南采访吃饭一次都没让移民掏过钱。“领条”的事我反复想，想起来了，6月26日晚上我们几个人等书运到渭南，大家提议写个“某某收到《大迁徙》多少本，应付某某多少钱”的领条。我从电脑里打印出来，但当时人很多，谁拿走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想着要有个“领条”。
事后得知，9月13日检察院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当天我不知道。那天来了两个检察官提审，都是业务尖子。问的问题很刁。
9月15日第二次提审我的时候给我看过一个文件，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打印出来的。说“有一个问题，你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就是1998年最高法院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在印刷程序上确实有问题。火花杂志社的印刷函件本来是交给河南一家印刷厂，约定印数为一万余册。后来改在廊坊一家印刷厂复印，印数定为两万本。我提出要换一个函件，杂志社说赵顺印书，不用改。赵顺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
所以，当天我表示：“司法机关要追究，在没有渭南权贵干预的情况下，我愿意接受公正的处理。”检察官让我给检委会写封信，我写了，说自己没有谋利的意图，即使是违反了法规，也是初犯。后来在9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取保候审的原因就有这一条，说我有悔意。
“我变得脆弱”
当时我虽然在里面，但知道外面的舆论在关注我。因为警察提审我的时候说“你老婆在外面搞动作”。
但当时觉得前景不乐观，我作好了判刑的准备。9月17日上午，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案件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我很沮丧，没有结果，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转正”了，也安心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我不相信，问他：“你开玩笑吧？”同屋的嫌疑人都为我高兴，有一个人还帮我剃了胡子。我把衣服和饭卡都送给了同屋的犯罪嫌疑人。
我从看守所出来了，但我变得脆弱了。一是提起馒头就哭，二是想到我老婆就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被押进电梯里，老婆追出来看我的眼神，仿佛凝聚了全世界所有的凄惨和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