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再次成为华盛顿不和谐论战的主题、中美紧张关系升级的导火索，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今年春季发生类似情况时，北京出台了一系列巩固信心的举措，并于6月份宣布将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成为那一轮调控措施的高潮。威胁恫吓、随后紧张逐步缓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但这种状况每发生一次，出现新的金融与经济动荡的风险就会随之增大。
美国最近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施压——包括上周奥巴马政府向世贸组织(WTO)提交了两份针对中国的起诉书——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11月份国会选举前美国政坛的不稳定性。但奥巴马政府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选民的欢心。更确切地说，世界两大经济巨人——一个是最大债务人、另一个是最大债权人——对金融危机过后全球体系如何运行的看法发生了冲突。本质上，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谁应该为经济失衡负责，谁又该负责修正这种失衡。
问题的答案一度非常简单。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已经大受触动，准备在未来几年内增加储蓄、降低私人与公共债务。由此可以推论出，如果世界体系要想平稳运行，那么，某些国家必须减少储蓄。中国及其它债权国如今应带头实施这些必要的举措。
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做出大的让步。3个月前北京宣布提高人民币弹性时，我曾指出，这是一项明智的外交举动，但再无其他。此后，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任何变动，直到9月初——自那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加快，但目前仍仅比6月份高出了1%。最近一次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齐声要求教训中国，另一方面也因为高规格政治会议与谈判即将到来。
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降低贸易赤字产生很大帮助，因为美国出现赤字，价格只是部分原因，更主要的还是与结构性现象有关。结构性现象是中美两国储蓄与投资失衡的根本致因。日本上周采取的打压日元的干预举措，也给了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要求的借口。华盛顿对日本举动接近缄默的态度，只能被北京理解为它在选择性地表现敌意。它这么做想必基于下述假设：它已不再视日本为商业威胁，而中国在商业上与政治上，都是它的竞争对手。
即便如此，北京方面做出让步，不仅会是精明的战略之举，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尽管美国资产的持有者（尤其是中国央行）将会因人民币大幅升值受损，但升值有利于推动北京正广泛讨论的一种转型：转向更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模式。这种转型推迟的越久，一旦发生经济冲击，冲击力度就会越大。
尽管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当前的关注焦点，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得中国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长期维持在50%以上。除非中国政府实施机构、企业、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扩大本土生产与消费所占经济比重，推动经济恢复平衡，否则，上述状况不会发生多少改变。而改革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
汇率纠纷历来都与全球经济体系根深蒂固的失衡有关。这种失衡需要修正举措，以及债务国与债权国的高度合作。这不是没发生过，如布雷顿森林时代 (Bretton Woods era)，或许还有《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本周将迎来该协议的25周年纪念日）签署后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们十分清楚，这些只是例外。
我们所需要的是全球领导力。不幸的是，华盛顿与北京都已被国内选举分散了注意力。但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始终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来带头发挥领导力，即使它们的不情愿已是声名远播。如果美国可以让中国相信，它逐年降低预算赤字与公共债务的承诺不是说着玩的，那么，它还有可能促使中国改变态度。
这并不容易。美国缺乏推出这样一个计划的政治意愿，最乐观估计，大概也要等到2012年总统大选之后；而中国在2012年领导层换届前，不太可能会实施大规模经济与社会改革。不管怎样，美国能做的事情有限。最终，还是必须说服中国。
本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纽约参加联合国(UN)扶贫峰会，并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会晤。这将是缓和形势的一次机会，尤其是考虑到，美财政部已定于11月中旬发布半年度汇率报告。该报告可能会指控中国操纵汇率，而该指控意味着两国必须对簿WTO，并可能实施关税惩罚。
如果出于自身的原因，中美不能够或不愿意与对方就贸易与汇率问题进行接触，那么，双方在其它关键政策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合作失败将留下真空，可能只有保护主义来填补。如果是那样的话，去全球化进程将会开始，而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