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红衣罗汉图》。(网络图片)
赵孟頫书法。(网络图片)
赵孟頫《人骑图》。(网络图片)
在公认的中国古代三个文艺全才中，从可比方面看（音乐无从考究），苏轼的文章比王维、赵孟頫好，王维的诗艺术性最高，而苏轼是个大词人（广义来说，词也是诗），在书法和绘画上，王维、苏轼虽也应善画，苏轼还是书法名家，但毫无疑问，赵孟頫作为楷书四大家，而且作为文人画的先行者，书画的成就应最高。赵孟頫不仅是中国难得的文艺全才，而且流传下来的真迹不少（黄公望的一幅《富春山居图》因分属海峡两地而成无价之宝，想想成就远比他高、影响远比他大的赵孟頫，其文化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了）。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好好研究赵孟頫。
削弱了赵孟頫影响的，是他作为赵宋后裔（赵匡胤十一世孙）而做了元朝的高官，是长期被人们鄙薄的气节（薄其人而鄙其书）。元世祖忽必烈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更是对其宠爱有加，晋升其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赵晚年名声显赫，“荣际王朝，名满四海”（夏文彦《图绘宝鉴》）。当然，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在汉人鲜血浸满自己土地的非常时期，他臣服在蒙古屠夫的铁蹄下，作为赵宋的皇族后裔，对元朝统治者的谄媚屈服，已成为元朝统治者征服赵宋皇室的象征之一，由此成为汉奸文人的典型代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看一个人的品行，也要设身处地地从具体的时代环境去衡量，赵孟頫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他只是一介文人，一个艺术家。他虽为贵胄，但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大厦将倾，宋亡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而他为官时期，虽然难免也拍过马屁，但好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在荣华而尴尬的一生中，其实赵孟頫对自己的失节和尴尬是铭刻于心的。《元史列传》载忽必烈问赵关于叶李、留梦炎的优劣，对赵的梦炎优于叶李的言说，忽必烈不以为然，要赵赋诗以论，于是赵孟頫诗中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帝叹赏焉”。——以文乞怜，文过饰非也在所难免吧。但在赵孟頫的诗作中，也有不少充满对前朝对抵抗者的怀念，对自己身陷牢笼的叹息。如《罪出》诗云：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若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
哀鸣谁复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垅谁为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又如《绝句》云：
春寒恻恻掩重门，金鸭香残火尚温。
燕子不来花又落，一庭风雨自黄昏。
再如《岳鄂王墓》云：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赵孟頫对自己尴尬的一生非常在意，这《自警》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齿豁头白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惟有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孟頫）敞开大门。”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而元以后的绘画意趣更多地体现在书法化的写意上，赵孟頫则在其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末，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仍是赵孟頫。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赵氏王孙嗟宋亡，笔情墨趣寄惆怅。文人书画开风气，从此吴兴名更扬。”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人鄙薄其书曰“无骨力”，其实晚年的赵书老辣而姿媚，功力深厚非一般书家可比）。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赵孟頫这位元代伟大的美术家，早已走出国门，属于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