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流星--上官云珠 (图)

原题:三十年的回想

2010-9-27 19:35 作者: 韦然


上官云珠 

三十年前--1968年12月13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69年1月初,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山西省北部的原平县被连日的风雪厚厚地盖上了一层白色,凌利的北风象细碎的鞭梢,抽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站不稳脚跟。从北京到这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火车在北国寒冬的风雪中一路南行,车窗外挂满冰菱的树枝飞速向后面掠去,车轮有节奏地轰响着。十七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火车仿佛一直围着远处的一个点在没完没了地转啊转,我的思絮也开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妈妈。

是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刚刚4岁的时候,就从上海到了北京,跟爷爷、奶奶生活。除了学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当然,妈妈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会接我一起住上几天,共享天伦之乐。1962年,妈妈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当时电影局的招待所里,从上海来的道临叔叔、高博叔叔还有谢芳阿姨等几位主要演员也住在这儿,这段时间,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平时,他们拍戏,我去上学,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去远足,沿着后海漫步,寻访大观园门前那唯一干净的石狮子。中秋夜,几个人分头采购食品饮料,摆了一乒乓球台,邀来在京的亲友,共享团圆。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上映,大伙儿一致推举我出面,要求道临叔叔买票请大家看电影……,所有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1966年2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例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正在术后的恢复期中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用她习惯的、向右倾斜的字体和绿色墨水,告诉我,她已经可以认识300个字了。

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势如瘟疫一样的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旋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个浪头。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诺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妈妈是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的﹗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啊,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半年内连续两个大手术,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里,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头脑一片空白……。八月酷暑,九月秋阳,蒸人的热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狂燥像瘟疫侵蚀着人心。可怜的妈妈,她实在是什么都不明白啊﹗一个好好的正常人,面对这“史无前例”的骚乱,尚且如入五里雾中,而妈妈是一个脑子有病的人,一个还没有恢复正常思维的人,一个受不得丝毫精神刺激的人﹗

……

她到底怎么样了?

到山西插队前,我一直躲在学校半地下的图书馆里,从早到晚画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延安……,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直至有一天,我从昏暗的图书馆钻出来,站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看到校门口的黑板上赫然写有我的名字,表扬我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先是莫名其妙,再是无可奈何,匆匆打点行装,抗起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山西。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海的消息了。

(二)

到了上海,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我在上海时接到北京姑姑的来信,信中说猜到了我去上海的原因,因为她们早已知道了妈妈去世的消息,是在上海天文台工作的叔叔报的信,她们瞒着没有告诉我。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为办插队手续拿户口本时奶奶那种异样的眼神。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早在五十年代中,我和大我14岁的哥哥就先后离开了上海,只有姐姐和妈妈在一起生活。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对人的性质取值的唯一标准,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无论主观上再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姐姐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三十年前,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她对继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产生了绝望,也许她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失去了信心,也许她再也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带给她的无尽屈辱。无论她想了些什么,她都毅然决然地去了。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像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直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侮,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至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人认真计算过吗?有人大力宣传过吗?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了吗?巴金先生创建“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不是没有人去理会,至今没有下文嘛﹗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二十世纪马上就要结束了。本世纪内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见、触及了几亿人灵魂的大变故,为什么事隔三十年还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交代呢?难道不该让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代人汲取教训,不要让这惨绝的悲剧再次重演吗?

今年年初,我再度回到妈妈的家乡--江苏无锡长泾,寻找已经盖起新楼的旧居故址,倘佯在妈妈少年时代嬉戏游泳的泾河桥畔,访问曾经给妈妈剪过头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邻居,妈妈童年的欢声笑语仿佛就在我的耳边。我行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长泾老街的模样至今没有大变,街还是那样窄,店铺的喇叭里播放著评弹,如果时间再倒回去八十年,长泾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就是生了养了她的家乡啊﹗

妈妈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100年、中国电影90年的活动中,妈妈作为15位女演员之一,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証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1998年10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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