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这条规定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及其重要不用多说了。刚才有媒体的朋友对自己的价值表示怀疑，认为现在许多事即使报道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让我们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你们的工作是中国当前最有价值的工作，记者是中国挖掘真相、维护公正的先锋。当然，新闻报道应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但即使一时推动不了，将事情报道出来也是首功一件；否则，我们连发生什么都不知道，“盲人骑瞎马”，大家都生活在集体无意识之中，那哪能谈得上解决任何问题呢？我们不要以为中央什么都知道，许多发生在地方的事情恐怕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的。 反过来说，即便报道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就此而不报道吧。报道揭露问题之后能否解决问题，不取决于你我，这是执政者的事情。执政者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发生了事情而没有报道，就成了你的责任。也许在一个堕落的制度环境下，不仅政府堕落了，连人民也开始堕落了，但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人民”的一部分。我一直主张每个人都首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才谈得上工作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学者的责任是讲真话，不讲或不敢讲真话是学者的堕落和耻辱；媒体的责任是发表和报道真话，不发表或不报道就成了媒体的堕落和耻辱。
今天的"记者权利保障机制"研讨会有一个由头，就是陕西渭南警方拘捕谢朝平案。谢朝平写的《大迁徙》揭露了当地移民问题，他尽到了自己作为记者和作家的责任；这样的作品不能发表，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我们大家的悲哀和耻辱。
谢朝平案件显然是地方公权力的严重滥用，非法经营只是一个借口。《大迁徙》是完全合法的出版物，它写的东西完全是真实的，而这种报道对于中国真正的和谐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不能按照程序上的一点瑕疵就将其定性为非法的。在国外，只要他不是实际恶意，即使报道有错误也是合法出版物；即使是有实际恶意，如果报道涉及重要的社会公共的利益，也不能对其进行处罚。在中国，我们就不要求那么多了，但是至少要允许真实、准确的报道吧？如果一个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真实报道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那么我们还能出版什么呢？只有什么国家才会这么做呢？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
如何改善媒体环境？无非是两种途径：一种是民间途径，一种是官方途径，包括在适当时机推动新闻立法，目前时机可能还不成熟。但即使没有新闻理发，已有的法律对记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的限制，譬如安全法、保密法、诽谤法等。这些法律必须得到适当的解释，才能保证它们符合宪法第35条的要求。这些解释要在社会上形成共识，也要让政府理解：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仅对国家、对社会是好事，对于政府也是好事；只有保护记者的这些宪法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动辄打压记者和作家的言论出版自由，结果只能是越维越不稳。
当然，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上面，更重要的是聚集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资源，看看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尤其是建立记者、律师、学者的“自由职业共同体”。在这三者当中，记者风险最大，因为是第一线的；律师次之，只有在记者“犯事”之后你们才发挥作用，但是风险也很大；学者风险最小，而我自己也经常感觉多数学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相信许多学者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知道该做什么，需要你们告诉我们做什么。
我希望今后我们能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络，今天的"记者权利保障机制"研讨会算是一次小小的联谊。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维权很艰难，但是我们在一起还是能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个案，这次就从谢朝平案做起。大家要相信，中国还是有前途的；明天终究会来临，黎明就在前方！
张千帆 北大宪法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