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与书记 作者 木华榭
高大同是我和李木鸡的同学。他虽然和我们一起来农村，却并不算插队。他算回原籍，即通过自己联系，回原籍农村。高大同的原籍就是我们插队的这个村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素昧平生的农民，而高大同却是回到自己的亲人中间。他几乎与全村的人都沾亲带故。
那时村里要经常开黑五类的批斗会，但黑五类与贫下中农多年通婚杂交，血缘关系盘根错节，很难划清界限。因此每开批斗会，村里谁也不愿去得罪人，上台押黑五类的事就全推给我们知青。当时押黑五类有一定之规，要用喷气式，因此被批斗也叫坐飞机。
我们知青也有自己的顾虑。比如柳大瞎子，据说很会占卜测字，号称柳半仙，他的成分虽是坏分子，却与大队柳书记是亲叔伯兄弟。尽管柳书记嘴上说对柳大瞎子这种宣扬封建迷信的人决不能手软，可从他的眼神里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亲情。柳书记手上握有我们选调的生杀大权，当然得罪不得。因此，我们每次上台只是做做样子，并不真用力去撅柳大瞎子。然而李木鸡的态度却极为认真，有一次在台上他竟然险些将柳大瞎子的胳膊撅断，疼得柳大瞎子当场昏死过去。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木鸡出手会如此狠毒。李木鸡的英勇表现立刻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但柳书记的脸色却很难看。
批斗会之后，高大同冲李木鸡大发其火：“你以为发一杆枪你就是基干民兵了吗？那不过是让你临时背一背！”我知道，高大同发火是做给柳书记看的。高大同对柳书记和柳大瞎子的亲缘关系更清楚：柳书记与柳大瞎子两人的父亲不仅是同胞兄弟，他们的母亲还是同胞姐妹。也就是说，书记和瞎子二人不仅是亲叔伯兄弟，还是亲姨表兄弟。
这时柳书记走过来，笑笑，问李木鸡：“听说，你想上大学？”李木鸡没有说话，但眼球微微动了一下。柳书记说：“我听说了，你偷偷跑去公社问过。”柳书记微微一笑，又朝周围的人看一眼说：“你这个愿望当然很好，当大学生嘛，学习科学知识嘛。”然后又点点头：“但我告诉你，你就是再使劲表现也没用，就是全世界的知青都死光了，也轮不到你。”最后柳书记心平气和地说：“你就在这里扎根吧。”
李木鸡看着柳书记，忽然眨眨眼。柳书记又故作和蔼地一笑：“你不用眨眼，眨眼也没用。”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李木鸡眨眼似乎另有含义。
我至今仍然没搞清楚李木鸡跟柳大丫是否真有关系。柳大丫是柳书记的独生女儿，一个俊俏泼辣的农村女孩儿。那时村里的女孩儿下田都爱跟知青在一起。尤其李木鸡，他越是沉默寡言，反而越招女孩儿喜欢。
当时已是晚夏，正值除草季节。除草要两人一组，一般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在田里除草，女的用箩筐背出去。那段时间，每到分派农活，我就发现柳大丫总是先向李木鸡挤一挤眼，轻轻说一声“斩草”，然后，两人就一起钻进玉米地的深处。
柳大丫为什么不像当地人一样说除草，而偏偏说成是斩草？我曾和高大同一起琢磨过这个事。可以肯定，这个说法一定是她从李木鸡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在李木鸡与柳大丫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只有他两人知道的默契。
柳大丫出事是在那年的秋后。事后据村里有经验的妇女议论，柳大丫的妊娠反应之所以不明显，很可能是她身体强壮的缘故。总之，直到她的肚子开始显山露水，才引起柳书记的注意。柳书记极为生气，甚至怒不可遏，可仍然只是不动声色地展开调查。柳书记从高大同那里得知“斩草”的疑点时，极感意外。
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竟然会牵扯到李木鸡，再想又觉得确实不是没有可能。李木鸡眉目清秀，戴一副眼镜，白静斯文。柳书记知道，这样的年轻人正是自己女儿喜欢的。如此一来，柳书记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柳书记的心里很清楚女儿的性格。如果去直接问她肚子究竟是谁搞大的，女儿一定誓死不肯说出来。但作为一个大队书记，自己女儿的肚子被人家搞大了竟还找不到罪魁祸首，面子又实在说不过去。于是高大同不失时机地为柳书记献了一计。这时高大同已被推荐去上大学，刚通过政审，正在填写各种表格。
一天晚上，柳书记把李木鸡叫到自己家里说：“有一些话要问柳大瞎子，你去把他带到我这里。”然后又特意叮嘱：“这件事，不要让村里任何人知道。”
关于柳大瞎子占卜测字，村里有很多传闻。据说曾经有一次，生产队里的猪倌突然丢了一头小猪。柳大瞎子就让这猪倌写一个字。猪倌不会写字，只在地上画一个圈，又在中间点了一个点。柳大瞎子一看就笑了，说：“不用找了，这头猪已经被你吃掉了。”猪倌愣了愣，当然不肯承认。柳大瞎子说：“你画的这是一口锅，那锅里还煮着肉呢。”猪倌挺一挺脖子，说你怎么就认定这是一口锅？柳大瞎子说：“即使不是一口锅，也是一张嘴，那肉在你嘴里叼着还没咽呢。”
猪倌仍然不服气。柳大瞎子又笑一笑说：“你也不用不服气，就算不是锅，也不是嘴，至少应该是一个屁眼儿。你吃的猪肉已经变成屎，眼看就要屙出来咧。”
猪倌一听这才无言以对。事后在这猪倌家的房后，果然挖出一堆猪毛，中间还裹着白花花的骨头。
李木鸡将柳大瞎子带来，柳书记沉着脸说：“今天迷信不迷信就不讲了，为什么叫你来，我也不想细说，只让你测两个字。”柳大瞎子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柳书记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因”和“青”两个字。这两个字是高大同事先告诉柳书记的，仅从字面看就有些暗示的意味。柳大瞎子并不动声色，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摇摇头说：“这青字可不好，它是清字缺水，静字缺争，你家是不清不静——大概是遇上了烦心的事。”
柳书记一愣，连忙说：“你具体说。”柳大瞎子却摇摇头，又摇了摇头。柳书记看看他，问怎么回事。柳大瞎子叹口气说：“不敢说。”柳书记说没关系，你只管说。柳大瞎子这才又小心翼翼地说：“再看这个青字，上边是生少一撇，下边是育有一月。这就是说，家里应该是谁有了身孕，恐怕就要生育了。”
算到这一步，就算已经挑明了。柳书记的女人已将近六十，要生育也只能是独生女儿柳大丫。柳书记的脸色立刻难看下来，看着柳大瞎子说：“你接着算。”柳大瞎子看看柳书记：“算谁？”柳书记说：“你应该知道。”柳大瞎子瞥一眼身边的李木鸡，“嗯”了两声。柳书记摆一摆手说：“你只管说。”
柳大瞎子这才又指了指那张纸上的字，说：“其实不用算，只要看一看这个因字也就清楚了。外边的方框是一间屋，里面的大字是一和人。如此看来，应该是这屋里的一个人啊，可这屋里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那还能是谁呢？”
柳书记慢慢歪过头，很认真地看看李木鸡。李木鸡似乎没听见，仍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我一直不相信柳书记会真的相信柳大瞎子的这些话。
没过多久，高大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他上大学的档案被上面退了回来。公社考虑到他在村里一向表现很好，就安排他去一座煤矿。公社领导告诉他，那是一座很大的煤矿，连绵起伏几百里都是矿山。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将高大同取而代之的竟是李木鸡。据说村里将李木鸡的材料报去公社时，还特意附了一份以全村贫下中农名义写的鉴定信，信上说：李木鸡同志在村里一贯表现突出，各方面素质也很好，经贫下中农研究，一致认为应该送去上大学。当时正提倡“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强调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所走的道路可以选择。因此，李木鸡就作为一个特殊的典型，被批准去上了大学。
爷爷的身份 作者 潘石屹
父亲很严肃地找我谈了两次话了，是关于我们家族的事。因我写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说我是从西北黄土高坡贫苦农村家庭走出来的，父亲说这与事实不符。但我每次找个话题就岔开了。昨天，父亲让本家的叔叔写来一封信，好让我正本清源。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六十年代才出生。但爷爷在家里的影响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来。
我上小学之后，就很少提起爷爷，也很少对外人讲爷爷的事。走出黄土高坡后，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记得刚上小学时，班上同学打我，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后被共产党拉到渭河滩里枪毙了。我很委屈，跑回家问奶奶。奶奶告诉我，爷爷不是被枪毙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学校争辩没有任何用，班上同学都认定我爷爷是被枪毙的，老师也不同情我。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
四年级时，我们学校里抓出了3个反革命的小学生，整天在他们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我大伯也从村上被带到小学里批斗，批斗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为我爷爷。爷爷留下了许多照片和黄埔军校的通信录，大伯偷偷把它们藏在我们邻村华南埠的一户贫下中农家里，结果被他家的女婿揭发了。这个女婿把照片和通信录都交给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变天账”整天被批斗。当时大伯一直没有承认是他藏的，说是爷爷藏的。其实据我了解，大伯确实有藏点文物家谱的习惯。
在老师和同学们批斗的发言中，我同时也知道了我爷爷和我们家族的一些事。
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与日本人打仗时，在山西中条山阵亡，没有找到尸首。爷爷在纸上写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后把这张纸埋在了老家的坟地。其实这座坟是空坟。
因为有这些经历，我很少提到爷爷。记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问过我：“你爷爷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见过，据说在国民党的军队混过几年饭吃。”
我爷爷的名字叫潘尔燊，字乐伯。燊字很难认，一般人读不出。但爷爷告诉爸爸说，他刚到黄埔军校时，蒋介石点名，燊字读对了。
本家叔叔的来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潘石屹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了解，缺乏感性的体认。乐伯先生当年是东泉高小与胡文斗齐名的高材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学和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双料学历。他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年经邓宝珊提名与我父亲一同列入爱国民主人士的行列，纳入统战对象。然，天不假年，他却过早地逝世了。应提醒潘石屹，要讲自己是爱国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将门之后。强调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贫穷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从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马上就到清明节了，我们怀念那些故去的亲人们。感谢亲人们在护佑着我们大家。
纪念父亲齐尊周 作者 齐家贞
1998年3月23日上午，父亲齐尊周在洛杉矶长堤自己的旅馆里与世长辞，享年86岁。
父亲86岁生日时，信心十足地向我们拍胸膛：“别担心，30年内死不了。”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好像上帝给他打了包票，否则他怎么会看上去才60出头？
显然，这一次，父亲没有遵从他一辈子身体力行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做人准则。
父亲正在等待女儿家贞从澳洲到美国陪他回中国重庆。家贞赶到，他却先走了。走时，5个儿女没有一个在他身旁。
他准备好的大箱子，里面装的东西和他14年前出国时带的大同小异：换洗衣物，日常用品，还有一把掉了5根齿的发黄的塑料梳子，那是1946年他从美国回上海时带给妈妈的礼物。不同的是，现在的箱子里多了一个大纸包，那是父亲在六四期间和之后，陆续捐给民运团体和个人的寄款单、收据等，其中有200美元是寄给林希翎的，她在美国出车祸住院。
大概所有的收款人都不会想到，给他们捐款的竟是一个80上下的老人，出国时已经72岁，囊中羞涩，一穷二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个什么人？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呢？
父亲生于1912年11月，海南岛文昌县人，12岁背井离乡只身去上海求学。13岁父母双亡，单枪匹马闯天下。高中毕业后，进入杭江（西）铁路工作，追随德高望重的铁路界老前辈谢文龙先生，决心以铁路运输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父亲以充沛的精力，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廉洁奉公大公无私的品德，以及勤奋好学顽强进取的精神，在短短10年里，从月薪30元的实习生、列车员，晋升为月薪460元的专员兼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出生入死，到最危险的地方为抗日出力。特别是保山抢料，他临危请命，冒死去保山抢运抗日物资。其时也，所有车辆均从保山往外奔逃，唯独父亲的那辆卡车风驰电掣由内地朝保山飞奔。他带领的部下员工在枪林弹雨中胜利完成了抢运任务，因功勋卓著受交通部通电嘉奖，获奖金一万元。
1945年5月，中国为培养战后建设人才，由美国“租借法案”拨款，考试选拔各部门优秀人才赴美深造。仅高中毕业的父亲，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榜上有名，实现了他去美国求学深造的梦想。踏上美国土地，父亲代表500名实习生用英文作了词情并茂的演讲。一年实习结束，他成为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会员。这是一个世界性学术团体，中国只有两名会员。父亲怀着把自己的国家也建设得像美国一样繁荣富强的赤子之心学成归国。
回国后，父亲曾任首都南京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南京市铁路管理处处长兼首都公共汽车总经理等职务。上任伊始，他大刀阔斧清除积弊，整治贪污，修订规章制度，梳理当时国共内战混乱不堪的交通秩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为所有职工安排了住宿，自己则睡办公室的行军床，家属从上海搬去南京后住在玄武湖庙里。父亲在当时贪污腐化的污泥浊水里洁身自好，保持住自身的一片干净，受到全体员工真诚的爱戴与拥护。
父亲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曾受邀去总统府参加蒋介石总统宣誓典礼，与蒋总统面对面三鞠躬，是铁路界最有希望的少壮派。他的理想是当中国铁道部部长。
1949年2月，父亲放弃谢文龙先生提供的去广州住洋房配小车发港币待遇优厚的职位，接受重庆铁路局邓益光局长之邀去重庆就任运输处处长。
1949年11月，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去台湾升官、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发财的邀请，坚留大陆。他对共产党宣传的“八项诺言”深信不疑，他被“量才录用”的许诺深深吸引，他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深恶痛绝，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满怀希望。父亲要为生他养他的土地奉献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一技之长。
共党建政后，父亲曾任西南铁路局运输科长兼重庆大学铁道运输系正教授。两件事上，他触犯了上司。一件，他当众站起来反驳驻铁路局的军代表：“你讲的（国民党的官吏没有一个不贪污的）不是事实，我齐尊周就一分钱没有贪污过！”另一件，所有铁路局官员，就父亲一个人拒绝领公费发的呢制服。他说国家百废待举，这是在集体贪污。
1951年1月的一个清晨，父亲去上班之后再也没有回家。在被铁路局软禁1年零7个月之后，1952年8月他被开除，未经审理宣判，直接送到二塘公益砖瓦厂劳动改造。之后，他一直在就业队、集改队里开山放炮、修铁路公路、建桥梁隧道等。
1961年9月，父亲被公安局逮捕，从头肿到脚无法站立的他爬着去受审。尽管对女儿齐家贞“反革命叛国集团”一无所知，仍被裁定为幕后指挥教唆犯，判刑15年。
父亲“解放”前顺利通过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两个人生大关，现在，他要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四川省第二监狱里，闯过威武不能屈第三关。
高级知识分子齐尊周的第三关闯得很出色。他的思想不接受改造，从不写字，只在每年年终借笔在半张草纸上写个人总结。他拒不“靠拢政府”，只有一次，请求政府释放他年轻的女儿，剩下的刑期由他来坐满。他赢得了全监皆知的反改造美名——花岗石脑袋。
在监狱的13年里，父亲每天洗冷水澡，寒冬腊月从不间断。他利用一切时间锻炼身体。清晨，围着球场发疯地跑步。中午，哪怕是酷暑炎夏别人在休息，他赤脚在滚烫的场坝上奔跑，脚底烫出一层厚茧。50岁出头的他同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打篮球，重重的摔下去，蹦起来再追打。狱吏说，看看齐尊周，他在想什么，他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到底。
齐尊周要把身体练成铁，把意志铸成钢，他要跟迫害者比命长，要活下去伸冤。
1974年11月，释放留队已63岁的父亲从省二监请假回家。跨进家门，床上没有“病中”的孩子们的母亲，墙上挂着黑镜框的照片，父亲恍悟，他的爱妻已经不在人间。母亲患胃癌，逝世两年了。父亲老泪纵横：“妈咪，你不守信用，说好的你比我坚强，让我先走！”
过去，飞机轮船请不动的齐尊周，现在，正千方百计寻找出国门路。
1984年秋，父亲去了巴黎。次年春，他踏上美利坚的国土，参加美国铁路高级管理人员协会年会。大会上，他用闲置了36年的英文作了3分钟发言，然后，当了美国黑民。
出国前，父亲对送他去广州的大儿子兴国说：“等着吧，你的爸爸72岁第二次出国打天下。”他真的打出了一片天下。父亲染发冒充50岁找工，体力活累得尿血，额头被黑人用棍棒打裂口，肋骨被撞断两根……用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他帮助了一批亲人包括女儿齐家贞先后出国定居。
1992年4月，80岁的父亲买了旅馆。有了自己的产业，他才可以为所有子女儿孙出国搞经济担保。一位移民局官员在父亲的定居面试时说：“80岁了还有勇气买生意做，我为能见到你这样的人深感荣幸。”
父亲一生中以他无与伦比的勇气、智慧和超凡的毅力决心，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奇迹。这一次，奇迹没有出现，疯狂的癌细胞从胃部转移到肝脏，经过一年顽强殊死的搏斗，父亲终于倒下。
1949年“解放”后飞来横祸，监狱、准监狱里度过了23年，父亲身心长期横遭摧残。1984年出国前，他甚至没有真正吃过一餐饱饭。在他72到86岁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为了后代的出路，父亲超负荷运转，不顾一切地燃烧消耗着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上帝即使给了他双倍的燃料，他已经用到灯尽油干；上帝即使给了他双倍的寿延，他已经提前支取使用！
父亲啊，你走得太年轻，除去被糟蹋掉的50个春秋，你是才37岁的年轻人！父亲啊，你走得太委屈，你是一只高飞的雄鹰，突然被折断翅膀，鸡一样屈辱地苟且偷生！父亲啊，你走得太匆忙，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来不及开始，哪有空闲来面对死亡！父亲啊，你走得太不是时候，正当苦尽甘来，打算回国接受中医治疗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你却撒手西去！
但是，父亲，你死得那么平和安详，像在无忧无虑地静睡，因为你死得无愧。你无愧于那块赐予你生命的土地，你无愧于培养你一片忠诚的同胞，你无愧于你身边所有的人——你的妻子、儿女、你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你捐赠给他们总数近万美元的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们。你对别人慷慨解囊，却单单不这样对待你自己；你一生中只亏待了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你掏出你滚烫透亮的心，泼洒你沸腾殷红的血，都是为的别人。你的不同凡响之处，天地昭然，人神共知。你用你的血肉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信仰：人生的意义是给予。
一个伤痕累累，但是不屈不挠的灵魂升天了。我们怀着无尽的哀痛、无穷的思念向父亲告别，向一位不可多得的奇人，一位光芒耀眼的悲剧英雄，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雄鹰告别！
父亲，安息！
补白：父母曾给我讲述家乡的一例真事。那时镇上有一位文学青年，眼看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给毛泽东写信，其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这封信还没到毛手里，市里的干部就查到镇上。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者对该青年进行吼斗。此人吓得魂飞魄丧，后来被连开数枪，脑浆迸溅。这还没完，革命者们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再叫人民群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革命之志。 杨银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