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多月了，我的孩子是怎样度过的？7个响亮的耳光把她彻底打垮了，也彻底把我的家庭搞垮了。可是，剑桥三中是怎么对我们的？别说道歉和反思，就是起码的同情都没有给过，面对剑桥三中这样冷血的教育，我真的看不到孩子的未来。我的孩子还有救吗？剑桥三中还有救吗？接受剑桥三中教育的那些孩子们怎么办？” 面对记者的采访，陈佳(化名)的母亲马明，眼中比愤慨更多的，是近乎绝望的疑问。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个绝望的母亲的同情，对于12岁的花样年华突遭劫难的痛 心，更是惊诧于现代教育竟然还会出现骇人听闻的“耳光事件”，记者由此展开了采访，在艰难的采访过程中，一个缺失公共责任的教育机构的轻慢形象渐渐浮出水 面。
从9月15日到26日的十多天里，哈尔滨市剑桥三中副校长尹升利的办公电话和手机，记者打了多少次已经很难查清。
25日上午9时，本报两名记者第二次来到剑桥三中要求采访尹副校长，门卫借口进教学楼请示之后，再次声称“尹校长刚出去”，其他相关负责人“都不在”。
剑桥三中学生陈佳遭到班任宫柏茹老师打了7个响亮的耳光患上精神疾病的事实，对于剑桥三中似乎成了让校长“隐身”起来的屏障。直到27日，校方才有人出面，不过正副校长依然没有露面，接待记者的是政教处张主任。
被打学生阴影无法抹掉
26日上午，马明的家中，剑桥三中“巴掌门”事件中受伤的小陈佳依然孤独地躺在床上，不与他人说任何一句话。从事发到现在4个多月，尽管已经被鉴定为应激性精神障碍，但剑桥三中却始终没有确切的积极的处理意见。
“乖女儿，记者叔叔又来看你了，起来一下。”虽然马明喊了好几声，但陈佳依然面朝墙壁，搂着一只玩具娃娃不回应。
马明哭着说：“现在我女儿还是沉默不语,独自一人躲进屋里不让开灯,白天不让拉窗帘、不吃饭、不睡觉,不跟任何人讲话，蜷缩在床上面无表情，对外界好像一点感知能力都没有，鼻子还经常流鼻血。女儿成天缩成一团，我的天就跟塌了一样。”
如今马明的思想里，对那位“巴掌老师”她似乎已经恨不起来了，因为学校对她们母女表现出的漠然，更让她“出离愤怒”。
在她看来，女儿虽然参与了“传纸条”，但是班主任用7个响亮的耳光来惩罚一个仅有12岁的刚刚开始青春期的女孩，却无法让人忍受，“一个原本健康的孩子，即便康复了，留在心里的阴影一辈子能抹掉吗？！”
正副校长是忙还是躲猫猫
15日，本报发稿《老师打学生7个耳光》一文后，记者上午来到剑桥三中，与门卫联系采访负责一直处理此事的副校长尹升利，电话打通，尹副校长说， “一会儿还有课，我拒绝接受你采访。”记者诚恳地要求尹副校长能够接受采访，正面应对舆论的关注，但尹副校长仍拒绝正面接触。最后在记者的要求下，他留了 一个办公电话。当日下午，记者拨打电话，但是尹副校长没在，接待记者的是政教处张主任，张同样说拒绝采访，之后又说与家长会很好地处理此事。
17日下午，记者再次打电话找尹副校长，仍是张主任接待，称手头事情忙，没等记者说完就将电话挂掉。18日，记者打电话，依然是张主任接待，告知这事情还是校长负责。他没权接待记者。记者随后找校长，不在。
25日，本报两名记者来到剑桥三中，学生正在上课。记者与门卫说明找尹副校长。门卫答应给记者联系，操起电话时突然问记者是什么身份？记者如实告知，该门卫随后放下电话，说要到教学楼内看一下。不久出来告知记者，尹副校长刚出去，张主任也刚出去，常校长不在。然而，记者在该校门口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却没见 从里面出来任何一辆车和人。
出大门后，记者坐上停在学校门口不远的车内等候。随后，门卫不时出来四处张望，看见记者坐在车内，就又折了回去。
26日，记者获知尹副校长的手机，拨打三次均无人接听。下午，记者获知常翠萍校长的手机，常校长也没有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只是生硬地告知记者： “一句话，我们已经通知家长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常校长还言之凿凿地说，之所以与家长无法沟通，是因为家长向学校索要70万。
对于这个说法，马明予以否认，她说70万元的说法来源是：治疗期间，女儿始终不见好转，有一次在学校，提出能否到上海医疗技术好的地方去治病，当时校方的人员和他们算账，说到上海去看病得70万元。
27日下午，记者第三次来到剑桥三中，门卫称常校长不在，记者随后拨打常校长的手机，再次诚恳地说明就一些细节问题要与其面谈。常校长非常坚决地说不能， “我在剑桥一中呢，是两个学校的校长，一天到晚多少事情，根本没有功夫。”一听记者表示可以去剑桥一中，常校长更坚决地说：“我这件事情已经全权委托尹副 校长处理，你去找他。”记者随后又拨打尹副校长的手机，对方根本不接。
记者只好在校门口一边打电话一边等待，将近半个小时，门卫找记者，称张主任出来了。张主任称，两位校长不在，他代表剑桥集团董事会接受记者采访。
5个学生挨打，4个家长无奈沉默
剑桥三中“巴掌门”事件中，在校方给陈佳家长出具的事件经过的说明中，还有其他因传纸条被打的学生，陈佳被打得最重。“当时连我女儿在内打了5个。”马明说。
事实上，从事件一开始，马明就试图找到其他被打的4名学生，可学校拒绝提供名单和联系方式。后来马明通过女儿的同学知道了两名被打学生的电话，虽然通了话，但是那两个学生却拒绝提供任何情况。从25日开始到26日，记者也试着打了几次电话，但其中一个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另一个已经停机。
26日下午，记者来到剑桥三中，试图通过某种渠道获知这4个孩子的名单，甚至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得到这几个孩子或者家长的联系电话，然而记者发现，由于该校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平常根本见不到学生，如果校方不提供的话，显然要实现这个目的很困难。
校方能提供吗？27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政教处张主任给出了答案。张主任说，事发后，班主任已经与学生以及家长进行了沟通，据班任反映，其他被打学生从表现上没有问题，家长也没有到学校来找，也没有提出疑义，现在全部正常上课。记者提出能否找这几个学生问一下，张主任面无表情地称不能。
由于这几名学生涉及未成年，在加上能够获知的渠道已经多方被堵死，记者只好作罢。面对这样的结果，马明很伤心，但她觉得能够理解这些孩子和家长的内心感受：“我们现在站出来与学校讨说法，120多天都要不到一个结果，其他家长面对如此强势不讲道理的学校，谁还敢站出来讨公道。作为学生都是弱势群体，况且 有的还不严重，要跟学校对着干，就非得转学不可。”
校方称老师打人是个人行为
连日来，“巴掌老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在纷纷质疑“巴掌老师”的无德行为的同时，更多的是探讨剑桥三中为何出现“巴掌老师”。在人们看来，如果 一个学校能够做到严把进人关，经常对老师加强思想教育，时刻注意提升老师的自身素质，显然“巴掌门”事件就不会发生。
剑桥三中的张主任27日则是另外一番说辞。对于记者“以前学校发过类似的事件吗？发生此事件后，学校是否进行了反思”的提问，张主任表示，学校以前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学校该教育的已经教育了，该强调的已经强调了。班主任还这么做，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这件事纯属意外。”张主任在采访中多次强调，老师打人是 个人行为。“有个别老师素质差在所难免，在一个集体中，每个人的素质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所有的老师要求都这么高。毕竟是个别老师做出了违背师德的行为，不能因此否认整个学校。 ”
记者连日来接到大量读者来电，剑桥三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对记者说：“5名孩子一起被打，一个孩子被打成精神病，我们真担心自家孩子的说不准哪天也遇到这种事情。”一名去年在剑桥三中毕业的男学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我们在学校的强势下显得非常渺小，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公平可言。”
家长、学者呼吁校方直面社会责任
一名学生家长则对学校处理此事的态度表示谴责，他说，“巴掌门”事件暴露出学校管理和整体教学环境的缺陷。他认为，当下这一事件已经构成了一件公共事件，人们从道义上来同情和声援小陈佳是必然的。他希望校方拿出诚意来解决这件事情。
采访中，另一名学生家长对学校处理此事的态度十分气愤，“小陈佳受伤后，关于继续治疗费用问题校方始终推诿，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可能这件事还不会让全社会所知道！”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在国外，如果学生被老师打了，是一件事关学校的大事，尽管最后可能还要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但一校之长肯定会站住来为这件事向学生和家长鞠躬道歉。反观“巴掌门”事件，从校方表现出的推诿、迟迟不给明确的解决办法，到最后强硬地表示“让家属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等等，让人看不到教育理念的存在，反而像一些追求利润的无德企业与员工发生纠纷时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