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三个月后，我和母亲启程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
那时，我们还没有受到什么虐待，院子锁着，没有自由，但是房间没有锁门，大家可以互相来往。中间搬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在第四监狱，待的时间最长。吃饭是一天两顿，一桶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放一点盐，然后一木箱馒头，馒头里面掺了沙子，吃起来哧溜哧溜响，馒头不限制，随便吃，但是没什么营养。
刚进监狱时，我们带了一些衣服，我还带了溜冰鞋，托看守帮忙变卖，买了一点羊尾巴油，吃馒头的时候抹一点，就有油水了。我们还买了葡萄干和牛肉干，牛肉干舍不得吃，一年四次节日的时候，我们趁机给男监的同志，一人送5、6个牛肉干。我们自己主要是抹点羊尾巴油，吃点葡萄干。
一共有 150人被关押在那里，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毛泽民、陈潭秋、林洁如三位同志就被杀害），或者早就叛变了。1946年6月10日，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分乘10辆大卡车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说实话，在新疆监狱里，女同志没有受刑，也没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狱友，没有死在新疆监狱，后来却死在了“文革”监狱里。我没想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兽性，说她是叛徒，嘴里塞布，手脚绑着，头朝下，一上一下倒插进农村的茅坑里，慢慢给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个窝头，5分钱的菜，一个月12元钱。那时说我们都是叛徒，我则是“叛徒、军统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员”，说我们集体叛变、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也具体说不出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里上班，先被关在一个办公室里，上厕所，要敲门叫人来开门。有人就开，把我押到厕所去，回来再锁上。没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里蹲了十年，笔纸都没有。睡在温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饭以前要请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后可以吃窝窝头和五分钱的菜。
我没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国民党整我们还厉害。很多新疆监狱的人在“文革”的时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亲，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亲49年后先在妇联国际部工作，然后担任妇联副主席，全国女工部部长，“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检察委员会工作。她身体一直不好，关在秦城监狱里。母亲在监狱里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在新疆监狱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名字，还有人格，但那时母亲已经没有了。我去看她的时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说，“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说，“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么来看你？”她说，“这下糟了，他们知道我是谁，对我更不好了。”
我给周总理写信，请求让我母亲保外就医，但是保外就医只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