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周五投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对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按照美国法律，此种涉外法案需要参、众两院表决通过，此番筹款委员会通过法案后首先面临的将是今天的众议院表决。世界各国的目光都在密切注视着。
说白了，美国的这个法案，逼迫世界各国必须严密审视对美出口和顺差导致的经济安全性问题。
美国公布的今年7月贸易赤字为427.75亿美元，虽然比6月的贸易赤字497.62亿美元有所下降，但仍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次高纪录，且相当于2004年全球经济黄金增长时期的平均水平，比2003年以及之前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看起来，美国在某种程度又回到了过度消费、过度进口的老路上去了。
美国巨额逆差、其他经济体巨额顺差的全球贸易生态和经济增长模式，造就了全球经济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数年的表面的扩张和繁荣，但一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戳破了这个经济模式和贸易生态的不平衡性和脆弱性。所以，美国重新走上过度消费、寅吃卯粮的老路，给全球经济未来带来的风险是不难预料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市场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极的市场，美国消费者充当着全球的终极消费力量，也就是扮演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终极力量。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使得欧洲快速复兴。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而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亚洲“四小龙”依靠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经济上迅速崛起，进而分别踏进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同样，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全球新兴市场国家依靠对外贸易尤其是依靠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经济也获得高速的增长。因此可以说，美国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是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终极的、基本的动力之一。
然而世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虽然过去是造就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也给予全球经济包括美国带来了其他方面不小的风险，值得全球各经济体重视。为了全球也包括美国的经济安全计，未来全球需要逐步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和顺差。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发表了著名的“特里芬悖论”。他认为，由于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与黄金挂钩而保持币值稳定，但由于全球对于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需要美元的供应量必须不断增长。而美元供应量的增长，必须通过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对美贸易顺差的方式实现。但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长，带来了美元贬值的问题，从而导致世界对于美元信心的下降。1971年，美国货物贸易首次由顺差转为逆差，逆差规模为13亿美元，扣除1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总贸易逆差为12亿美元。自此，美国贸易状况发生转折，美国贸易顺差的历史终结、贸易逆差的历史开始。正是由于美元的实际币值的不断下降和全球对于美元信心的不断减弱，遂于70年代初发生了抛弃美元兑现黄金的事情，美元于是不再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的信用第一次遭受重创，全球第一次开始品尝美国逆差的苦果。
美元虽然不再与黄金挂钩，但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现在的信用，实际上是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挂钩。然而“特里芬悖论”仍在发生作用。美元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大幅贬值，恰与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相一致。因此，各国目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手中累积的美元储备越多，美元未来贬值的压力也就越大，持有美元的风险也就越大，自身经济的风险也越大。
同样，由于全球诸多经济体对美国贸易的顺差，使得美元流向全球其他经济体的量还在持续增长，美元的实际地位仍在加强。这些年来，无论各国央行有意无意在示意削减美元的储备份额，美元的储备份额始终保持总体稳定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首季，美元仍居全球外汇储备总额61.54%的比重，比全球其他所有货币的储备总和还要多上近两倍。所以，拥有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和巨额美元储备，相当于自我绑架于美元的战车之上，也相当于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加强美元的地位，让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遥远。
不得不注意的是，通过全球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方式，各国民间、企业、官方手中持有的美元的数量与日俱增，等于是美联储在向全球发行货币，事实上将美联储抬高到了世界央行的地位。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得各国手中的硬通货增多，导致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更多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甚至左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侵蚀。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风险。
更重要的是，全球持续保持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状态，客观上加强了危机前的旧经济发展模式，延缓和耽误了全球的经济转型。多年的事实早已证明，过度消费和消耗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全球经济后劲虚弱，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和全球气候等环境的承载压力临近饱和点等等，给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高度和子孙后代的生活空间造成了很大的挤压。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其无度的消费和生活方式，而全球也必须改变对美持续的、大量的出口和顺差的经济和贸易生态。如果那样的话，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将显著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变得水到渠成，经济模式的转型或将顺畅起来，未来经济的发展空间将会大大拓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质量也会出现跨越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