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调动数十万军队，又安排部队从事一系列与抗洪不相干的活动，似乎表明，1998年的长江“抗洪”实际上成了一次借题发挥。当对险情的关心成了展示江个人对军队控制力的道具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1998年的长江洪灾，成了和平时期江泽民检验自己对军队权威的政治契机。在张万年等军队领导者的支持下，军队一致服从“江核心”的指挥。至此，江泽民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既在军队内部得到了检验，也在国际国内充份展现。
军队指挥权一向是中国政治家立于不败之地的凭恃。中共历代领导人对军事指挥权均十分重视。在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上，毛泽东确立了“只允许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的原则。中共8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谁能指挥枪，谁也就能指挥党，成为党真正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军队对毛个人的效忠，是毛得以“无法无天”，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饿死几千万人，在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之际也无需下任何“罪己诏”的资本。
毛泽东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凭借了林彪等军队将领的支持。林彪获罪于毛，也主要是因为他对军队的掌控深深触犯了毛的大忌。此后不久，林彪就死于非命。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后，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通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获得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从而形成了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89年邓小平下令军队“勤王”北京，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职务，也完全依赖于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江泽民在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时，一直努力效法毛、邓两代领导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他抓住了抗洪这个机会，展现了对军队的指挥控制，获得了军队向其效忠的公开表示。抗洪为政治服务，1998年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1999年在长江流域再次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现了44.74米的洪水位，这一水位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接近1998年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的次日）沙市出现的洪水位，超过1998年8月25日长江流域抗洪部队全体上堤时的洪水位，但这一次中共中央并未象1998年那样调集军队抗洪，新闻媒体也未对洪水作报导。
当1999年的长江洪水到来时，由于地方政府事先主动放弃了许多围垸和分蓄洪区，结果顺利通过份洪缓解了水情，并未造成1998年那样的“小洪水、高水位、大灾难”。由此可见，长江抗洪并不是非要靠军队帮助不可。而借抗洪调动军队以检验个人权威，有了1998年这一次也就够了。所以1999年的长江水情虽然相似，但10多万军队热闹“抗洪”的局面却不再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