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席桥记事 作者 秦九凤
1966年文革爆发时，农村最早的响应行动是除四旧。笔者当年25岁，也参加过一次除四旧行动。在大队党团支部联席会议上，共青团支部书记颜庆洲发言说：“人家外地到处都在扫除四旧，搞得轰轰烈烈，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四旧？我们为什么不去除？我们还要不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他这么一说，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于是会上20几个青年人一哄而起，会也不开了，就去除四旧。
走出大队部没多远，有人问：“我们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议论，有人说，五队程鹤松家有海外关系，他家肯定会有四旧。于是20几个人到程家翻箱倒柜，把人家旧时用的捎马子、锡烫壶、铜火炉、小脚女人穿的钉鞋等统统翻了出来，特别是程家每年端午节都拿出来供奉的判官老爷画像（当地人称“老判”）和放在寿材里的两个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几个男青年一边喊着“你们几个女的脸掉过去”，一边扯下裤子就往老判脸上撒尿，嘴里还说着“给您洗洗脸，送您上西天”。那几件值钱的铜锡器，作为废铜烂锡卖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并当场从供销社门市部买了一套锣鼓，交大队文艺宣传队使用。
文革一开始，我还是真心拥护的，后来造反派们打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幅标语，作为祖辈种田出身的我这时才在心底悄悄产生动摇。1967年春节前借一次送信的机会，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认错、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达理，原谅了我。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对自己跟别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虽然我不是主谋）。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几十年了，我还感到对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错的事。他们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当我踯躅到他们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顾以往，只能说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淮安县席桥镇秦庄村社员陈友成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因家穷，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岁了才与一寡妇同居生活。他不识字，辈分也不高，50多岁了，人们见他还是叫他小名“小成儿”。与人谈话中，他也常以“成儿”自称。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最厉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坏分子比比皆是，一时人心惶惶。
1945年淮安从日伪手中解放之后，成立了共产党苏皖边区政府，进行土地改革。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又打回苏皖边区，勒令在边区政府当过一官半职的人统统要到国民党区公所集结自首。陈友成在边区民主政权期间曾做过几个月的农民互助组组长，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则就得去坐大牢。农民互助组本是由政府基层干部组织起来的农民互助组织，比如有牛的帮没有牛的，有劳动力的帮没劳动力的，还可以以人工换牛工，互相取长补短，根本不是政治组织。但是保长告诉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约合75公斤）粮食到区公所画个押，然后就没事了。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一次刮地皮行为。陈友成是一个穷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粮，托了熟人，用小毛驴驮五斗玉米到国民党淮安县十一区区公所所在地（蒋家大楼），交了粮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年，共产党再次解放淮安，此后的几次肃反、镇反都没有牵扯到陈友成。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陈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档案中被发现。那天下午，生产队布置在萝卜地里拔草，做到3点多钟工休时，陈友成一边闷头吸旱烟，一边悄悄对身边的人说：“成儿一辈子没丢过人，这回不得了了。”别人不知底细，就说他：“你怕什么？你又没做过坏事。”“你没干过国民党，也没干过共产党，投敌自首更靠不上边！”不说还可，一说他更加胆战心惊，乘人不备，悄然回家。
工休结束之后，记工员发现陈友成不在，便大声呼喊，可是左喊不应，右喊还不应。他家就在萝卜田边，记工员就去他家找，发现他已上吊自杀。有人忙跑到大队部报告。当时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立即用大队的手摇电话通知席桥医院，请派医生抢救。随后我骑车赶到现场，一摸陈友成，身体仍然温热。上吊的现场，那拴绳子的横梁只及我的肩头高。陈友成个子虽比我小一些，但那个高度也无法使他悬空致死。他完全是仓皇之间寻死，自己收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气绝身亡的。这一年他56岁。
刘从明医生赶来用听诊器一听，心跳已无，陈友成的脸色也完全变了。后来我常想，如果农民中有人会一点急救的技巧，或许还能把他抢救过来呢！
有一年春节，几个生产队的男劳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队的张洪枢也拖着一把铁锹随着人流来劳动。张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读高中时随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到厦门，先后任厦门市共青团市委秘书、市工业局代理局长等职，1957年因在整风会上提意见被错划右派，遣回原籍监督劳动。文革期间极左盛行，作为右派分子的张洪枢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将们看见张洪枢就纷纷议论：“戴着眼镜挑河工，净出洋相！”“可不是，贫下中农哪个戴眼镜？”“狗改不了吃屎！”“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小将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个箭步跨到张洪枢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把眼镜拿下来！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张洪枢稍一迟延，小将一棍子把眼镜敲了下来，险些把张的眼睛打瞎。
张洪枢的二哥叫张洪涛，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我们大队派来了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公开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有逮捕几个人方便些！”真是无法无天。果不其然，笔者仅因向工作组提出“请你们多搞些调查研究，然后再发言”的建议，就被指为矛头胆敢对准工作组，勒令我交出大队公章，被挂到一边。
转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给我们大队的第五生产队。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之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3个人无法赶它走，于是经生产队长陈友高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3人轮流拉车去配种。
到了配种处时，老母猪不知是因为捆绑难受，还是因为见到种猪使性子，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就拼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它在离圈时吃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结果肠子被摔断，外部虽没伤，可是经不住体内流血，不一会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组的刘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
能搞专案材料的人不多，于是我这个被挂起来的干部就又用上了。他们让我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居正兴调查张洪涛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我发现这头老母猪从出圈直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怎么也不能说这头老母猪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兴如实汇报，那位工作队队长竟冲着我拍桌子发脾气：“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然后向我们挥了挥手。我当即知趣地起身离去，但身后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这四个字是冲我说的。
张洪涛后来虽未被抓进监，但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挨了一顿恶斗，被一些革命小将狠狠踢打了一顿。
探父亲 作者 孙雅臣
1967年我7岁，正是文革浩劫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被定为有历史问题的当权派、走资派之后，我们举家迁往距省城200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刚到那座小城的时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当地资格老、级别高的缘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静的小院居住。我记得那座小院里有一个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青紫相间的葡萄，几棵桃树、梨树也都结满了果实。春天来时，院子里落满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这座小院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此外再也没有值得我留恋的童年生活了），尽管它非常短暂。在当时暴风骤雨的环境中，这座小院子也显得格外宁静。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父亲的问题也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特务、叛徒”案，被押到洛阳龙门山上劳动改造。我们全家也被赶出了那座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童年回忆的小院（造反派新贵霸占了小院，我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赶进一座破烂不堪的大杂院。
大杂院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几年间，单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两次。吃水靠两口混浊的水井，厕所是用土坯墙围起来的大粪坑。住在这座大杂院里的大都是右派、走资派，还有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大杂院里生活着一大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一百多个。与我常在一起玩耍，关系最要好的有两个。一个叫小强，8岁。一个叫小宝，比我小两个月。
小强父亲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强的母亲3年前因病去世，小强与13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小强的父亲在50岁上才有小强，而且是三代单传，所以小强很得父亲的宠爱。在父亲未到龙门山劳改前，小强的父亲经常让儿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杂院里玩耍、走动。小宝的父亲同样也被关押在龙门山劳改。小宝家里的人多，有母亲、姥姥和几个哥哥姐姐，小宝是家里最小的宝贝儿。
小强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孩子，是大杂院里同龄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强胸前总是挂着用两只小竹筒捆扎成的“望远镜”，腰里插着用小竹板做成的“战刀”，头上戴着他父亲当年在军队时戴过的一顶大盖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举起“望远镜”瞭望一番，再挥舞着“战刀”，带领一班小武士们东冲西杀，好不威风。那时文革正在火头上，学校瘫痪，长期不开学。我和小强、小宝天天在一起疯玩，无忧无虑。小强是我们的头儿，我和小宝都很崇拜小强，因为他不但比我们长一岁，更重要的是他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时候没有玩具可玩，我们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垒城墙的游戏，到河滩里游泳、打水仗，开心极了。我们3人共有一只价值3分钱的乒乓球，那可是我们的宝贝。除了我们三人，其他人是别想摸到的。
当时流行一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兴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们的身上。那些凭借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贵春风得意，他们的孩子们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飞扬跋扈，时常到大杂院来骚扰欺负我们这帮孩子。他们来了之后，把我们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墙跺塌，并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杂院的孩子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那里使坏，却敢怒不敢言。家里大人有交待：“这些人我们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们欺负，回到家里还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着耳朵到那些新贵家里去赔礼道歉。
每当新贵的孩子们来大杂院骚扰挑衅，小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在小强的周围，期待着他的反应。小强总是眼含泪水，紧紧攥着一双小拳头，怒视着这些使坏的孩子们。等他们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破坏殆尽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小强再回身安慰身边的小伙伴们。他总是能找到让小伙伴高兴的话来活跃气氛。有一次，那些坏孩子又来使坏。当他们看到小强手里拿着一只乒乓球时，便一拥而上把小强按倒在地，去抢那只乒乓球。小强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烂了，可硬是没让把乒乓球抢走。他们走后，小强发现乒乓球被压瘪了，我还看到乒乓球上沾着小强手上流出的血。小伙伴们看到乒乓球被压瘪，都心疼极了。小强说：“没关系，走，到我家去，放到开水里煮一下就好了。”我们一群小伙伴就跑到小强家，打开炉子，烧开了水，然后把乒乓球放了进去。不一会儿，只听“彭”的一声，乒乓球竟炸开了。许多小伙伴都掉了眼泪。为这只小小的乒乓球，我们难过了好多天。
1968年夏季的一天，小强把我和小宝拉到水井旁一座废弃的破房子里，神秘地对我俩说：“我准备明天到龙门山上去看我爸爸，你们俩去不去？”我俩一听高兴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强说：“今天早点睡觉，明天早晨6点钟在大院门口集合。记住，要准备好干粮，不要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3个小孩子每人怀里揣着红薯面混合白面做成的窝窝头和花卷馍，准时在大院门口集合后就上路了。我们沿着洛河边的公路向龙门方向进发。从小城到龙门山有18公里路程。事先我们都不知道要走多远的路，只知道只要沿着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龙门山。我们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边歇一会儿，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跑到河边喝口水。边走边玩，边走边问，大约在中午时分，终于找到了父亲劳改的地方。
顺着高大的围墙，我们找到了大门。在门口，门卫挡住了我们。问明情况后，门卫拒绝我们进入。我们向门卫哭诉着软磨硬泡了好久，最后还是被撵到了一边。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小强说：“我有办法，咱们可以爬到树上往里面看呀！”我们一起互相推拉着，爬上墙外的大树，透过树枝往大墙里面张望。里面是一排排的窑洞，我说这是我爸爸住的窑洞，他说那是他爸爸住的窑洞，越说越兴奋，好像是故意气那个不让我们进大门的门卫。可能大人们都去干活了，我们看了好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小强说：“我们该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们仨恋恋不舍地下了树，离开龙门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来时那样轻松了。3个八九岁的孩子，一天要走70多华里的路，又累又饿。早晨带的窝头在来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渐渐黑了下来。渴了我们也不敢离开公路到河边去喝水了，因为河边太黑。我们只好忍着饥渴匆忙赶路，再累也不敢停下来歇息一下。后来在学校里学到“忍饥挨饿”这个词时，我的体会特别深。
走着走着，看到前面有一辆拉沙石的马车。小强小声跟我俩嘀咕了几句，我们仨就急忙追上去帮助推那辆马车，目的是讨好赶车的把式，让我们能坐会儿他的车。车把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同意我们坐车，但一次只能坐两个人，因为要保持马车的前后平衡。小强提出让我和小宝坐车，他自己走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大。这一路他总是像一个大哥哥那样照顾我们。我们也不示弱，一定要让他先坐。3个小伙伴互相推让一番后决定轮流坐车，俩人坐车，一人走路，依次轮换。小强在车上呆的时间总是最少，他要照顾我们这两个小弟弟。
马车行了几公里后就拐弯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步行。天色已经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们又渴又饿，又累又困，实在是走不动了。这时隐约看到前方路边有灯光，赶到后发现是路边农民办的小饭铺。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两腿发软，个个东倒西歪的。饭铺里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钱一碗的“杂个”（一种近似杂烩菜的汤食），我们3个凑来凑去只凑了7分钱，用这7分钱买了大半碗“杂个”。
“杂个”端来后，小强说他一点都不饿，要我和小宝把它吃完。我和小宝说，如果小强哥哥不吃，我们也不吃。最后，3个小伙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谦让着把那大半碗“杂个”吃得干干净净。当然，小强吃的最少。吃完“杂个”，我们又匆匆上路。大约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3个精疲力竭的小伙伴终于回到了大杂院。这一天，如果没有小强的照顾和鼓励，我和小宝恐怕无论如何也走不了那么多的路。
当我们迈着几乎瘫软的小腿踏进大杂院时，发现很多人都没有睡觉。小强家门口围站了很多人，一只很亮的大灯泡挂在小强家门外。这时人们发现了小强，急忙把他拉了过去。我和小宝也随着跑过去，挤进人群。只见里面摆了一张小竹床，小强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烂的衣服躺在上边，小强的姐姐趴在小竹床边上哭得死去活来。
原来，昨天小强的爸爸在龙门山劳改的地方自杀了。上午尸体已经运了回来，而那时我们还在去龙门山的路上。小强站在爸爸的床前，没有眼泪，只是拉着爸爸冰凉的手反复叫着：“爸！爸爸！…爸爸……！”在场的人们也都跟着留下了眼泪，一片抽泣。
多年后，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发颤的感觉。
父亲平反后，我们全家迁离了那座小城，与小强再也没有见过面。父亲官复原职后，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工作。大姐在一个研究部门做工程师，二姐在一所大学做教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到检察院做检察官。多年后，一位来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里做客。当我问及小强的情况时，他说，小强在父亲去世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与姐姐一起靠收破烂维持生计。后来，姐姐下乡插队因为生活作风不好，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很多的农民，现在大山里做农妇。小强因为盗窃被判了两次刑，刑满释放后又参与抢劫，前年“严打”时被判了死刑，枪毙了。
听了小城来客的话，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补白：黑五类不能转换成红五类，但是红五类或其他人很容易变成黑五类。刘少奇本是国家主席，红到极点，因得罪了毛泽东，一瞬间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成为黑五类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间呼口号，将“保卫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马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笔者的一位亲戚，本身是贫农，在60年代初大饥荒时期编了一句顺口溜——“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吃不饱”，随即被打成坏分子。因忍受不了批斗、侮辱、打骂各种残酷折磨，他选择自杀，死后被指控为畏罪自杀。 寒坡岭
苦涩的怀念 作者 申夫
小时候第一次参加大队全体社员大会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大队部的院子里搭起高高的会台，台下全体社员或坐或站，听革委会主任义正词严、声嘶力竭地在台上讲话。在会台的两侧，十多个黑五类分子在台上跪着，低头认罪。他们中间，可能有邻居家的大叔，有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大爷，那样的熟悉，那样地亲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他们全变成了我们的敌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过节或有重大庆典活动，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们就被罚去扫大街，搞卫生，这叫劳动改造。记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比我大不了三两岁的孩子，听说是替他年迈多病的爷爷来打扫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弯腰弓背扫大街的样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这种惩罚就像挂牌游街一样，对心灵和精神的伤害要远远超过体力付出的百倍。那种羞辱，那种对人格尊严的践踏，便是成年人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一个孩子！
这些黑五类分子所受到的歧视，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几乎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个年代血统论盛行，这种歧视不仅针对本人，还针对其子孙后代。黑五类的子女也成了黑五类，成了大家鄙视的对象，就连上学都受到限制。小学初中还可以，到考高中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镜头：文革后期（或者是文革刚结束），正上小学的我，有一次到学校办公室去，正好老师们在看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的成绩。有位老师指着一个富农的儿子的名字说：“考得不错，咳，可惜了！”一声“可惜了”包含着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们的后代连婚姻权都被变相剥夺了——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女儿谁愿意嫁给一个地富狗崽子呀？我们邻居有位老太太，那时候人们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等到儿子成年了，却怎么也说不上媳妇，人家一打听他们家的出身就吹灯拜拜了。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一个儿子才找了个二婚的，另一个儿子现在都五十来岁了，还在打光棍。
父亲有位朋友，叫马家骥，是我们邻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当地很有声望的老中医，他本人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语文教师。虽然他一直为人谨慎低调，业务又好，但最终也难逃文革的厄运。文革结束后，一次他到我们家做客，跟父亲谈起往事，仍感到心有余悸。文革中他不仅被勒令停课靠边站，而且受尽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们这些反动分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自编自唱所谓“混蛋歌”：“我们都是大混蛋，妄图复辟来变天……”谁要是不唱或态度不好，红卫兵的铁拳甚至皮带就抡上去了。马老师文革后被平反解放，又恢复了教师的身份，而且成为一方名师，后来一直做到我们县级市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们村还曾经有一个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名叫邵中。他本来不是我们本地人，满口普通话非常标准。上小学那会儿还记得他偶尔冒出两句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村里人谁也听不懂，越发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国，或在香港，或在台湾，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倒了大霉，被下放到我们那里。最后他在我们村找了一个姑娘结了婚，平反后被安排在我们县一中任教，后来做了那个学校的校长。
我上初中时的数学老师张泽民，河北赵县人，曾经是我爷爷的学生，又曾短期教过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和善而又才华横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谓反动言论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蹲过几年大狱，在建筑工地被强制劳动。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荒废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重操旧业。他是我从小学到大学最为敬重的老师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调回了原籍，听说后来相继担任赵县的教育局局长和副县长。90年代初我在农大读研的时候我们邂逅过一次，后来就断了联系。
虽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有人不断地播种仇恨的种子，而我们也曾跟着别人的调子高喊连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批判口号，但内心里对那些“反动派”却根本恨不起来，有时候反而心生一种同情和敬佩感。这些黑五类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学问。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位老师外，还记得一位右派，在儒法斗争和批《水浒》的时候作为反面教员，被勒令向全体社员讲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讲得非常形象生动，对于我们这些整天高喊着革命口号，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将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上小学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杀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盖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边去了。
补白：2010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120周年校庆。几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老校友沈志庸、王书瑶和燕遁符，以及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在主席台上举出“右派冤”的字牌示众，要求为反右运动受害者伸冤昭雪。阎桂勋老校友也在胸前挂着“冤”字牌站在会场大门口。在场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则是冷漠麻木，默不作声，有的甚至说搞不清反右是怎么回事。
当天在场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抗萨斯英雄钟南山先生。钟曾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该校于2000年与北大合并，沾亲带故也算是北大校友。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当仁不让地登台演讲。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除了用大量时间自我表扬外，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如下的宏论：“刚才校友们（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60年其实就30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严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