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日报报道，2010年《亚洲10大超级豪宅》排行榜公布了，其中有3处位于中国的广州、南京和上海。怎么看中国大陆的豪宅跻身亚洲前10名，富豪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马平邀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和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他们这个情况究竟是反映了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已经跻身于豪宅行列和富豪经济行列还是有一些什么别的情况在里面？陈志武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陈志武教授：“中国大陆的情况还是非常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收入差距，另外同时大家对私人财产的安全感觉不是太好，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如果赚钱赚了多少个亿，如果把这多少个亿做别的投资，感觉不是特别安全。怎么办呢？我会想怎么奢侈地消费，怎么样今天能够花多少就尽量地去花多少。因为未来不安全，不确定性太多了以后，我必然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今天的消费上面。我要强调一点，如果是真正的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他赚到的钱是合法的，合理的得到的话，我觉得他要怎么花，买大房子、买大海岛、买大飞机等等，他要怎么样别人都应该尊重。但是中国的情况目前可能并不完全是这样。”
记者：“夏业良教授你在中国，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夏业良教授：“从现象来看，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均GDP是3700多美元。还不算上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模式当然也肯定个人有消费的自主权；另外我们要考虑到一点中国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发生作用。也就是说暴富以后这种炫富的心里是比较突出的。经济学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炫耀性消费’我们看在中国煤老板他有了钱或者是有些私人的石油老板有了钱以后，他们往往在很短的时间里是一种疯狂、在我们看来是那种消费已经脱离了周边的情况，和一种正常理性的消费情况。所以我们对一般自主性消费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中国有些富人他的致富的渠道很可能是跟权贵勾结，或者是贩卖假冒伪劣商品，或者是有其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使得自己的财富在短期内爆增。因此他们对财富来得也比较容易，也不够珍惜，也不会拿这个钱去做很多的社会慈善事业，至少从心里上我们不赞同这样的一种消费。我听说前不久，曾庆红的儿子和女婿在澳洲出手非常的阔绰，一下买了一个豪宅。所以对这种新闻我们的反应肯定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凭什么有那么多的财富？如果他是一个财富英雄，像中国有一些企业家为社会创造很多财富，有一些专利发明，甚至像袁隆平这样的能够让粮食产量翻番，有这样一些杰出贡献的话，应该有相应的一些回报。社会上不会产生一种嫉妒、仇恨的心理。但是有些人获得财富的渠道都是不正当的。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个方面。而且中国现在财富是向少数人集中特别是集中到权贵阶层，或者是跟权贵有特殊交易的少数企业家，或者是一些商人。”
记者：“你谈到了中国目前财富不均的问题，实际上在海内外媒体关注或者在中国一些知识界人士关注的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怎么去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先富起来以后，究竟怎么解决其他这部分仍然很贫困的弱势群体，陈志武教授，您有什么想法？”
陈志武教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基本社会保障的问题。这一块我知道中国政府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最近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努力，尽快的要把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全国社保基金等等尽量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让所有的人不管他的收入是多少？不管他的出身是什么？农民也好、工人也好、社会底层的其他人也好都至少能够通过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农民工特别是社会底层的那些员工的基本权利的保障这方面必须要到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要为底端收入的群体，要为他们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最富的人到底有多富？只要他富的是合法，那么我觉得社会不应该有太多仇恨的心理。”
记者：“夏业良教授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夏业良教授：“你刚才提到贫富不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用词要做一个修饰。我不同意用不均的概念。因为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它不可能做到完全平均的。我们认同的一种社会正义或者公证是指你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市场竞争然后有一部分人富了，有一部分人可能不那么富，或者有的人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态。这部分人一个是由社会保障体系给解决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另外还可以通过对富人征收的一些税收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来帮助一些穷人来改善福利。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但是我反对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经常说的那个概念，就是收入分配，我现在不用收入分配的概念，我用收入分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布这样一个的状态来分析哪一部分是市场竞争合理的结果，哪一部分是由于权贵通过一些权力的滥用来干预或者扭曲资源的配置，造成了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状态。所以我们对哪些东西要加以校正。如果通过市场经济正常的竞争产生收入的不平均分布，我觉得本身我们没有必要去扭转它。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福利政策做以保障加以调节。”
记者：“你说到财富分布不均的概念，那么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如果产生这种现象，究竟是正常的、自然的，还是政府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和控制逐渐的把它缩小？陈志武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陈志武教授：“就我的观察或者理解，像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很多的政府干预或者政府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其他的规章做出的限制，实际上特别是对于农民工收入上的影响是非常的大。过去一直执行的城乡户口的差别，把农村户口在多数地方还维持到今天，让农民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那些不同的城市，这些制度的安排，实际上让农民工，让农民在进入任何一个行业去就业、去讨价还价谈工资的时候，让他们处于非常糟糕、劣势地位。所以由此产生直接的结果就使得几亿的农民工的收入永远也上不去。”
记者：“夏业良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豪宅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状况或者是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刚才陈教授也谈了一些，您有什么看法？”
夏业良教授：“对。我觉得中国现在从九十年代199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中国搞了十几年的市场经济，大约到2004年到2005年，就开始出现了停滞，然后直接开始倒退了。那么现在的判断中国不是在搞市场经济，是搞一种计划回归。它们让国进民退的格局变得是越加明显，而且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对民营经济产生了一种打压或者是排挤的政策。事实上扭曲了自然资源的配置。把社会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让它越来越激烈了。所以最近这几年群体性的事件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统计，去年已经到达了23万件，就一年里面。23万件群体事件，而且他们的定义是50人以上才算是群体事件。所以为什么矛盾这么集中？而且最近这两天中央也在讨论说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实说穿了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但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之争。而且有很多政府官员，他们身为公务人员，他们掌握的权力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很容易进行利益的霸占、先夺，这个做法就事实上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公正。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收入层面或者是消费层面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有缺陷的。我们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基础的国家，我们没有一部现代的宪法。所以中国是有法律、没有法制，有宪法、没有宪政的国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民主自由法制的国家。通向这样的目标需要通过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目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官方不期望看到这样的局面，这种对抗我预计在今后五到十年里会更加激烈。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是中国有亿万以上资产大概统计有两千多人，其中90%以上是属于权贵阶层，就是高干子弟。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