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旧破到宋庆龄 作者 汤雄
1966年夏天，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先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卫士长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每天都有不少红小兵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个意思：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来访。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即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后，宋庆龄一连几天不高兴。偏偏这时，上海传来了令宋庆龄五内俱焚的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红卫兵当做埋葬旧社会资产阶级的墓园，砸了个稀巴烂。宋庆龄的父母因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坟墓更是没有逃过厄运，被红卫兵连棺木都翻捣了出来，还来了个暴尸抛骨。
宋庆龄怀着悲愤，连夜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差隋学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请求保护亲人的坟墓。
周恩来获信后拍案而起，一边给上海民政局打加急电话，命令民政局领导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做好宋副委员长祖墓的恢复与安置工作，一边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单。在这份长长的人员名单上，宋庆龄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缮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庆龄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删掉了，重新竖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庆龄一人的名字。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因饮酒过量兼席上谈及文革动了肝火，导致脑中毛细血管破裂，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了，年仅38岁。
震惊与惋惜之余，宋庆龄只好向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紧急报告，请另派人接替隋学芳的工作。没几天，该局给宋庆龄调派来一位40岁出头的警卫秘书。本文姑且称之为S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日甚一日，红卫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拥在后海北河沿46号前，一遍遍地高呼口号，冲着宋庆龄居住的那幢主楼咆哮。本来就有失眠症的宋庆龄，这下更加难以入睡了。她彻夜难眠，坐卧不安。
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亲自下楼，要S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预。谁知S警秘摆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绝执行。“你可以试着劝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们解释一下。因为整个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打乱了。”宋庆龄尽量和颜悦色地对S警秘说。“那，我就去试试吧。”S警秘见宋庆龄脸色不好看，只好模棱两可地应一句，站了起来。
更让宋庆龄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对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员，如今在S警秘胁迫下露出了势利眼，明争暗斗，开始背叛，更有甚者竟冲着宋庆龄横眉冷对，白眼相加。
宋庆龄后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处的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厨房灶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火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铺在楼梯上与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也差点被S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就连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S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声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卧室唱片盒里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补白：沙溪村有两位姓程的，被划为地主实在很冤！程家有座祠堂。祠堂名下有些田产，收入用于祭祖和家族活动。这些田由程家各户轮流耕种，称为公轮田。解放前一年，公轮田轮到这两位倒霉蛋耕种管理。在山区，拥有10多亩土地就够戴上地主帽子了。他们因此被划为地主，而此前轮种公轮田的人均为贫下中农。
这俩地主一个光棍，一个无妻但有一子。那孩子大约13岁，大家叫他阿谷董。两家地主日子都过得惨兮兮的。阿谷董没上学，跟着大人在生产队劳动。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开会，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几个小孩的起哄下，莫名其妙地把阿谷董吊在梁上抽打。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人敢为他这个地主的儿子讲话。后来阿谷董得着逃跑的机会，跑到几十里外一个村里，莫名其妙地死在那里。生产队派人把他的棺材用板车拉回来，就这么埋了。
还有一位吕某，他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地主经常被叫去接受训话，因为父亲病重，未成年的吕某就代表父亲听训。父亲死后，吕某被递补为地主。吕某有个10多岁的儿子，常到清流县山区干木匠活儿，希望在那里找个合适的人家当上门女婿，他说怕被替补为地主。 佚名
从平反到下海 作者 铁流
我被改正回归报社的时间是1980年底，正是中囯改革的起步岁月。先做文艺组编辑，后因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改行做农村記者，从此与改革纠结在一起。
所谓受反精神污染的牵连，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写了一篇反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局面的小说《不愿出监的人》，发表在1981年4月的《四川文艺》上。有人就此写黑信给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说“被共产党关押了二十三年的晓枫，回归后写出的小说仍诬篾中国是座大监狱，老百姓生活还没有牢里犯人生活好”。时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杜沁源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便对我横加指责，同受指责的还有诗人孙静轩发表在《长安》文艺月刊上的长诗《一个幽灵在大地游荡》。
反精神污染来势汹猛，全囯反白桦，四川反我和孙静轩，一时谣诼纷纷：“晓枫要重戴右派帽子了”，“要重新抓进监狱了”，等等。我的新婚妻子被吓得整天坐卧不安。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过去为一篇8800字的文章，被整整关押了二十三年，而今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遂毅然告别文坛，到农业组当记者，跑郊区县，写眼见为实的新闻报导。
1981年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大变化的前夜，毛留下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实亡，以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制早已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广大农村回到互助合作运动前的单干形式。共产党不再提倡以穷为荣，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天天号召农民富裕起来。政治不再吃香，发展生产，搞好副业，多打粮食多挣钱，成了千家万户的奋斗目标。
当时新闻报导的重点是万元户——那些会种庄稼又会搞副业、最先发家致富的农民。我瞄准了时代这个新动向，放开手笔大写特写农村涌现出的专业户、万元户。我笔下所写的这些人物立即成为乡里县上的“知名人士”，受到各方支持，银行还找上门为他们贷款。专业户、万元户的再发展就是乡镇企业，也就是“富起来的人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的发端。为了鼓励农民富裕，1982年春，成都市召开万元户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人披红着彩坐在汽车上，像新科状元打马游街招摇过市，威风凛凛光荣极了！
农村倡富，城市也倡富。政府号召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场，特别提倡无职无业的人去当个体户，以缓解社会压力，不再把经商设摊视为投机倒把。这些个体户多是社会上无固定职业的人，也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对像，不少人还是被判过徒刑而没有平反的释放人员。此时，大家不再讲阶级成分，也不谈过去的灾难，只觉得有钱就光荣、就体面，社会思潮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就连省委某书记的儿媳妇，为了钱不惜与权贵的儿子离婚，嫁给号称有百万资产的杨百万的儿子。
为了探索这些人发财致富的秘密，我三次采访杨百万和许多著名的万元户。他们致富的共同特奌是：不安于现状，蔑视传统，敢于打破框框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杨百万，过去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五年徒刑，1979年回到成都没有工作。政府号召两劳（劳改劳教）人员自谋生路，他便从江浙购回尼龙原材料，再分发给当地家庭妇女加工成蚊罩，然后卖给商店。经这番加工，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其他万元户赚钱的方法也大体如此。过去长期推行计划经济，视从事商品流通为投机倒把，使得地区差价越来越大，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大。温州生产的小家电产品，只要运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润。那时敢冒此险的人寥寥无几，故谁干谁发财。这种工作，知识分子没人去做，一是不屑，二是没这个胆量，只乐于生活在传统中，在温饱窝里打盹，让别人大发特发。
在这个大潮中，起先我并未想到要下海，因为我活得挺充实，所写文章全国报刊争着刊发，每月稿费是工资的三四倍。在我们报社的群体中，我家是最早拥有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的家庭。但是新闻业的垄断，掌权者的专断，最终迫使我做出了下海争做自由人的决定！
1983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编室的老朋友杨干廷，邀约我和《四川日报》記者艾风，去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采访，写一篇该厂厂长刘恩来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使一个敲敲打打的生产作坊制造出汽车来的报道。刘恩来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委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后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该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被改正后的刘恩来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今天的四川丰田汽车制造厂），闻名全国。杨干廷是“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和刘恩来是难友。为了支持刘恩来，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出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很受一些读者欢迎。
文章重点表现锐意创新、坚持改革的刘厂长与保守势力党委书记之间的斗争，近似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出，并将播送消息刊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何故，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竟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播。许川对文艺创作的肆意干预引起我强烈不满，我在电话中骂他是“党棍”！
在写刘恩来之前，我发现成都老百姓吃饱穿暖后对休闲场所有了新的追求。过去他们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园、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园，而今肚皮填饱了，荷包里有余钱了，便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玩。恰在此时我去远郊蒲江县采访。蒲江是四川有名的穷县，长期以来吃粮靠反销，用钱靠贷款，连县委办公室都是几间窄窄的平房。县委钟书记见面第一句话是：“黄记者，你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能不能给我们县出点主意脱贫？”我问蒲江县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他说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还有脐橙。我想了一下又问，有没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答有个朝阳湖还不错，有水有山，有杜鹃花，还有一群一群的野鸭子。
蒲江县距成都四十公里，当时需要两个小时车程，来去不算远，正可做成都的后花园。钟书记当即带上我，坐着一条很破旧的铁皮船，绕朝阳湖游了一周。朝阳湖是个人工湖，座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绿水，古藤飘垂，曲径通幽，野花似火，时有成群的野鸟野鸭起落游荡在碧绿的湖面上。我立即表态说：“这是个好地方，蒲江的金窝窝。”很快，一大帮中央驻川记者和省市各报记者应邀到蒲江采访。那时县级干部没有官架子，书记、县长亲自给记者送水送茶，热情极了，记者也严守职业道德，不伸手要红包。很快，宣传朝阳湖的文章出现在各报上。我写的那篇通讯《朝阳山水四时秀》发表在《成都晚报》上，称此地“景色尤漓江，幽深胜三峡”。《成都晚报》发行量大，是成都企事业单位必订的报纸，也是广大市民喜欢的报纸。不到三个月时间，朝阳湖游客爆满，一时间所有机关学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产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抢购一空，并且出现了“进出困难”（没有食品摊点和厕所）的问题，全县工作重心因此不得不开始向旅游开发转移。
至此我意识到，报纸不但是党的喉舌，也是发展经济的开路先锋。为了解决成都与蒲江之间的直达客车问题，经刘恩来帮助，我以低于市场价位（一万元）的价格为他们购买了十台锦城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十三座旅游车。
蒲江的经济上去了，我却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纪检部门怀疑我从中得了好处，对我进行调查，害得蒲江县委五大常委不得不为我写证明材料，以还清白。我虽然未受到任何为难，却发现有这个专横体制在，就无法做事，特别不能做与经济有关的事情。
促使我下决心做自由人的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书所在的区教委。一位年轻的秦姓女教师，工作一直得不到妥当安排，加之她不能正确对待流言蜚语，竟致忧郁成疾，自杀身亡。为此我了写一篇《小秦之死由谁负责》的文章，发表在全囯发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这篇仅仅1500字的新闻特写竟累及妻子，使她险些不能参予职称评定。这一连串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说明中囯的新闻记者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我价值，没有法律保护，仅仅是个工具而已。要不想当工具只能走自己的路，离开衣食父母的“组织”，告别追随多年的共产党——下海！
换亲记 作者 铁玉
辛酉大叔是富农，他有个儿子叫蛤蟆，我们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四类分子除了与大伙一样下地生产，还要扫大街、掏大粪。辛酉大叔是专掏大粪的，天天拉大粪车，村里人称他是开坦克的，蛤蟆哥则被称为坦克司机的儿子。有一个礼拜天，天下着小雨，我们四五个小孩子到离村很远的河边偷青辣椒。四周雾气腾腾，看不到人影，可是我们却瞧见辛酉大叔和蛤蟆哥正在刨一棵大柳树。
两天后，学校操场上举行批判会，一声“把富农分子押上台来”，辛酉大叔被两个民兵架着胳膊展现在小学生们眼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民兵发现河坡上多了一个坑，少了一棵柳树，而辛酉大叔家建房用的一根檩条却是一棵去了皮的湿柳树。民兵排长说：“河边有几棵树，都是什么树，长什么样，我一清二楚，你李辛酉休想抵赖！”辛酉大叔给干部送一条七分钱一盒的青山牌香烟，想以此逃避惩罚的事，也被检举出来，于是又获得另一个罪名——拉拢腐蚀干部。辛酉大叔只有低头认罪。批判会的最后，干部对反革命分子李辛酉进行宣判：“他刨我们一棵树，我们就让他栽一百棵树！”辛酉家房子没盖成，反而把置备的建房木料变卖大半，买了一百棵胳膊粗的柳树，种在村头河边上。
辛酉大叔盖房本来是娶媳妇用的，地主女儿小凤愿意嫁给蛤蟆。由于偷柳树案发，小凤家决定乘人之危，提出要换亲，否则退婚。小凤有个哥哥，小时候玩火枪，有颗铁砂打到脑子里，落下左胳膊不听使唤的残疾。蛤蟆有个妹妹，叫水仙。小凤可以嫁蛤蟆，但前提是蛤蟆的妹妹水仙也要同时嫁给小凤的残疾哥哥。如今蛤蟆家既盖不起房，又背着窃贼的罪名，为了传宗接代，辛酉大叔答应了。
最终媳妇也娶进门来了，可是村里小伙子大约认为在富农家闹洞房可以肆无忌惮，竟把新娘子的裤子给脱了。小凤又羞又恼，挣开手脚，跑回了娘家。想不到娘家不但不为她抱不平，老爹反而把她大骂一顿，赶出家门。小凤气性大，一赌气吃了老鼠药。可恨那时假老鼠药不多，小凤被毒死了。
小凤娘家不依，来一帮人把蛤蟆家的盆盆罐罐都砸了。嫁过去的水仙不答应了，跑回娘家，死也不跟残疾过了，说：“谁再要我回去，我就吃药死给你们看！”话说到这，谁还敢再说和，于是水仙和残疾的婚事也黄了。
我们村子东北有一个废弃的大烟囱，阳面写着“一定要解放台湾”，阴面写着“唐县冶炼一”。很多人不清楚这个“一”是怎么回事，后来黄鼬姑告诉我，那“一”应该是“厂”字掉了一撇。
黄鼬姑本名黄莺，原是电影演员，在电影《战洪图》里演过一个不小的角色，因划为右派，发配回老家。村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黄鼬”，我们小孩子都叫她黄鼬姑。黄鼬姑一家三口，儿子叫三毛，女儿叫四丫，都讲标准的普通话，住在我们胡同里一家地主的旧宅里。这家人与其他村民不同，天天刷牙，夏日黄昏，黄鼬姑和四丫还穿裙子。有人对这一家三口的京片子看不惯，说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四丫姐生性泼辣，反唇相讥：“那全北京城不都成阶级异己分子了？”
村子里只有结了婚的女人才留短发，四丫却打破常规，剪得一头短发，平常也不避讳说“阶级敌人”、“右派”之类的话，仿佛跟她没有丝毫关系。那时我们小孩子常做一种叫做“天下太平”的游戏，四丫姐说天下太平是不对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敌人存在一天就一天不会有太平”。
辛酉大叔家养一窝猪，猪崽儿常常到地主老宅的碾盘底下拱来拱去。四丫说这些到地主家碾盘底下乱拱的蠢猪就是阶级异己分子，一定要把它们赶下历史舞台。四丫姐是要把猪哄走，我响应她的号召，拿起推碾的棍子竟一棍子打在一只小猪的后腿上。天啊！我可没想弄成这样：那小猪翻了两个滚儿，拖着瘫了的两条后腿嗥嗥叫着落荒而逃。小猪是从黄鼬姑家瘸着跑出来的，辛酉家知道了，两家闹起矛盾。也许是报应吧，不久，黄鼬姑的一头一百多斤的大猪莫名其妙地病死了。
那时除了过年，平时哪能吃上新鲜肉啊！虽然猪是病死的，也不能扔掉。黄鼬姑把死猪煮熟了，分给街坊四邻，特别是孩子们解解馋。黄鼬姑说：“吃吧，没事的！我煮了有仨钟头，什么牛鬼蛇神也都煮得魂飞魄散了。”邻里都吃，怪香的。肠胃也都好，谁也没吃出个好歹来。因了这死猪肉，黄鼬家与辛酉家的矛盾也缓解不少。
有些阶级觉悟高的村民却从中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给人家死猪肉吃，等于是给人民群众注入毒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伺机捣乱。于是又是一场批斗会，也少不了高呼“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散会后，黄鼬一家被赶到村北的大队马棚里吃住，并且要喂马，打扫马圈。黄鼬姑常用花椒大料把喂马的黑豆煮熟了让我们吃。三毛哥不爱说话，但人很勤快，把马圈收拾得很干净。
转眼间三毛和四丫也该考虑婚事了。虽然曾经是北京的城里人，可如今虎落平阳，也只好把条件降低，就近把自己“消化”掉。有人提议黄鼬家和辛酉家换亲。蛤蟆和水仙倒是没意见，不论怎么说他们也算是结过婚的二茬儿了，可是水仙并没有办离婚，那门亲事还在那里不清不楚着哩，黄鼬姑家不敢娶。
有媒人给黄鼬提议与唐县山区一个地主家换亲。一听要到深山老林去扎根，四丫姐说什么也不从。于是媒人们提出三家转亲：四丫到蛤蟆家，水仙到唐县山里地主家，唐县地主家的女儿嫁给三毛。虽然蛤蟆结过婚，毕竟没有入洞房，四丫对蛤蟆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有一条：你蛤蟆必须答应把房子盖起来，然后才能把人娶过去。水仙没得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能逃出前一桩令人不堪回首的婚姻就好。见过面后，媒人问三毛满意不满意，三毛说：“满意，满意，是个蹲着尿尿的就行。”黄鼬姑姑笑骂：“瞧这王八羔子，半点人形没有。”黑五类臭味相投，也同病相连，三家一拍即合，亲事就这么定了。三毛哥艳福不浅，实际上媳妇长得很漂亮，杨柳细腰，皓齿明眸。村里人说，已经有个老黄鼬，又多一个狐妹子，一窝子妖精。
不论怎么说，孩子要成亲了，不能再让人住马棚，生产队决定让黄鼬姑一家又搬回了地主的旧宅里。
那时在我们农村，成分高、儿女多的家庭换亲很常见。要做到换亲的当事人个个都称心是想都甭想的。好在一旦成了家，柴米油盐，要做的事儿，烦心的事儿，多得很，谁还有闲工夫考虑称心不称心。现在大半辈子了，我们胡同里的大哥大姐们过得还不错。
补白：1967年10月，广西全州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民兵骨干30余名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的情况，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会议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摔死。黄要干部们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抓人，抓到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
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老婆也该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被依法逮捕，1985年元月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