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女士到底是否是辽宁省委书记G的二奶？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在90年代初期，《文汇报》驻东北办成立开始时，我急需人才，报社计划要成立三个分支站点归我管，即驻辽宁省沈阳，吉林省长春，黑龙江省哈尔滨记者站，人员分两种途径选定，一是我公开登报招聘，二是报社领导通过自己的关系推荐，但不论如何，我是首席代表，都要我审核满意才行。L女士是辽宁省委书记G选出的，并通过省委宣传部发函报社力荐，故社委会十分重视。副社长刘永碧是这样介绍L的：女性，年纪52岁，以前没做过新闻工作，但性情十分开朗，交际能力超群，在沈阳某国企任宣传部官员，是党员，对省委省政府特别了解，和某书记关系很好，等等，她又通过外联部主任陈桂雄告诉我，不需要你考察了。这个人上面已经定了。她近期去大连拜访你，你要好好接待，我问：她没当过记者，能行吗？领导说，上面说定了，你不必怀疑！我当然不敢有抵触情绪，但我很担心领导不了她，因为我从未见过G书记，也不了解G书记推荐的女能人，我也不是党员，对党委宣传部长的工作，也不便评估！故我有些不快，陈主任在电话里安慰我说，你的特长是写新闻，她的长处却是能拉广告，报社调她进来对你有利啊！我只有点头称是。话音刚落不久，自称姓L的女士，以大姐自居，就和我电话约定，次日见面，并说她老公亲自开车来大连看我，几句话就把我的疑虑冲淡了。
我至今还记得她银铃般的嗓音，和一口一个“大姐”，“老弟”的甜蜜称谓，那时，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我非常高兴地在大连的唐山街宾馆第一次与其相识，别有一种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她太能讲了，她几句话就能使一个陌生人信任她，虽然她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显得姿色有点过早地衰老，但她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不得不使我解除了对她的戒备，她在沈阳，我在大连，各有分工，她与省委关系越好，对我以后开展工作越有利啊！
而且，他的先生特别纯朴，始终对我没讲一句话，只是傻笑，她介绍说，他是某机关司机，他们感情很好，她说他开了5个小时的车，没喝水也没停，就想早一点见到姜主任，见到了就是缘分，有了缘分就是姊妹。于是，我连声称谢，又在饭店请他们吃饭，还在他们连夜赶回去之后给陈主任汇报了情况，我兴奋地说：我很满意，又有了一个好同事。
但是，从此，新成立的办事处就变得并不平静了，再加上吉林省委宣传部推荐的L女士，也大概如此，我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独立。最初，她们在没认识总社领导之前，对我很客气，但后来就矛盾重重，她们都要求自立门户，单独核算，直接归总社领导，我生性没有权欲，总想写点东西，当然也同意她们分离出去，以求清静，问题是领导最初都愿意由我分管东北，这并非完全是信任我，而是过多的分立账号深藏危机，关齐云事件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对两个女将还想再考验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在深圳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冲突。
大约是1996年某一天，报社召集全部内地驻站负责人云汇鹏城，研讨各项工作，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东北办依然领导新成立的沈阳，吉林两个记者站，何必让她们远道而来开会呢？我深知独立是早晚的事，越早我越轻松，故我漠然处之。在会议间隙，我见到了L某，她完全地变了，不仅对我十分冷淡，而且什么也不和我汇报，特别是此前，我去过沈阳，省委的朋友告诉我，她真的和G书记过于密切，我问：可能吗？她已经年过半百啦！那人说，在六十多岁的老G看来，她正是最有魅力的年代。。。。。。而且，又有人证实，她已经离了婚，我立刻愕然，我想，这种关系，何谈舆论监督呢？我越想越生气，气不打一处来，小会结束时，我躺在房间了生闷气，想心事，忽然，L女士敲门走了进来，她微皱着眉头，脸色红红的，表情很不自然，她声音不大地说，刘永碧批评了她，要她来找我解释，文汇报东北办归我管，她必须服从我的安排。。。。。。我告诉她，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是一张报纸，不是省委机关下属处室，必须与其保持距离，广告要做，稿件也要写，而你连新闻稿都写不了，怎么办？我真的领导不了你啊！她听了，扭头就走了！十分钟后又回来，给我送来了一盒礼品，里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而且进门就哭天抹泪，她说：如果我不收留她，刘永碧就会不要她了。她一边哭，一边把鼻涕眼泪抹到墙上，竟湿了一大片，令人恶心，我非常生气，油然想起她的老公，我问，有人说，你丈夫与你离婚了，是吗？
她答：你管这干啥？
我勃然大怒：你忘了，他开了5个小时的车拉你到大连，你对他都变心，你对上级还能忠诚吗？你只会利用人！你给我滚出去！。。。。。我抓起她的礼品盒，推开门使劲地丢到走廊里。“咣当”一声，盒子碎了，里面的玻璃器皿变成了闪亮的碎片！。。。。。。
L女士哭喊着一溜烟跑了！后来，刘永碧批评我是一个不懂工作方法的人！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但正是我这个没有领导能力的阿斗，帮助她揩屁股。大约在1997年底，闻世震由省长接替G某当上省委书记，L女士立即失去了靠山，她自已不会写新闻，又没了广告来源，报社让她独立，她连工资都赚不出来，以及无法自负盈亏，只有打报告辞职，刘永碧，陈桂雄多次打电话命令我去清理账目，我亲自驾驶车辆来回往返大连与沈阳10多个小时，连饭顾不上吃，才把L某遗留下来的金柜和几件办公设备拉回大连，我一边行驶，一边心里骂刘永碧，如果不要这个女宣传部长，该有多好啊！她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啊！
省委书记的儿子私藏枪支？
由于有了以前的教训，《文汇报》驻黑龙江省的记者站，很长时间没有成立。只有两个特约记者。后来，也是该省的某领导推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时年30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中等身材，皮肤细嫩，声音油滑，我第一次与其邂逅。印象还不错，但后来接触了几次，便感到其人无法无天，深不可测，他说，你把记者站交给我，我当站长，再找几个人代劳，每年广告几百万没问题，我了解了他的情况，深感震惊，省委书记岳岐峰竟有着这样一个敢干的儿子？
那时，我常去黑龙江省采访，和省长田凤山，书记岳岐峰都有工作上的来往，岳在公开场合给我印象很正统廉洁，但他儿子却不择手段地敛财，又贷款又办公司，一点顾忌也没有。有一次，他请我参观他办的几家公司，其中最大的名叫D房地产，他说，拿到了几块地皮，再银行贷款，还没开工，就收预付款，转手就有暴利，还当着我的面，把公安局的某领导叫来，说，我们拟定了个方案，马上让全哈尔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行动起来，把公章换成原子印，一律有哥们的公司独家干这笔生意。。。。。。事后，他对我说，你看到了吧，把《文汇报》记者站交给我，保证你名利双收！我说，我个人什么也不要，只要省委宣传部把每年财政批的外宣经费给《文汇报》就行了！那时，按规定，每个省都有这笔费用，为失落这些，我没少挨刘永碧批评！省委书记的儿子笑了，他说，我回家跟老爷子说说，这事算个啥？
我随后把这件事向陈桂雄做了汇报，表明了我犹豫不定的心情，他请示了刘永碧，这回她变得聪明了，陈指示说，“外宣”经费虽好，但书记的儿子也容易闯祸，你不妨再深入观察一段时间再议。
大约在1998年初的某一天中午，岳某请我和他的一个助手吃饭，他又披露了省委省政府大院里的一些希奇古怪的故事，还大言不惭地表白，他有两个老婆，大连市住一个，哈尔滨市住一个！
我看他喝得满面通红，眼镜片上还有几滴油光，禁不住问：都登记了吗？是啊！他放声大笑，笑声很狂妄！我说，这违法吧！公安局怎么能批？他忽然大声说，公安局顶个屁，公安是我家开的呀！。。。。。。
饭后，他与我肩并肩走到毫华的汽车旁，说：要不要去打猎？我以为是去狩猎俱乐部之类的地方消遣，我以前从不光顾它，就推辞说，那里室内空气污浊，声音嘈杂，算了吧？！
他又放声大笑：不是，是真刀真枪啊！到野外打猎呀！说完，他猛然打开汽车的后备箱，我吓出一身冷汗：四支微冲黑亮黑亮的，刺痛了我的眼睛，几百发子弹装在木盒里挤满了空位，上面印有编号，我醉酒的感觉醒了：这是非法持有枪支啊！我连忙摇头：啊？枪！算啦！算啦！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吧！。。。。。。后来，我对陈桂雄说，周莲香和白桦{我们两个特约记者}虽然能量不太大，毕竟是专业媒体人士，她们不会给《文汇报》抹黑，我们还是忘了那笔“外宣”经费吧！
再后来，我从手机的来电显示上看到岳某的号码，便不接了，慢慢地我们失去了联系。1999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到岳岐峰和田凤山，两人均出席了黑龙江省对外宣传工作座谈会，但他们的矛盾已表面化，互相都不搭腔，我们记者和他们交谈要分别进行，感到憋扭。听岳书记侃侃而谈，我想起他的公子，像吃了苍蝇，反倒觉得寡言少语的田省长很清廉，不过，后来却知道他因贪腐落马了，岳书记则平安落地，入土为安了，而关于他儿子被捕入狱的传闻不断，假如他真的和辽宁的L女士一样调进了《文汇报》，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丑闻，也是难料。反正他绝对不会把鼻涕眼泪抹到我下榻处的墙上，大概是抹在了牢房的地板上吧！
争利内讧，动了刀子？
《文汇报》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片远离物质利益的高雅净土，但入围之后，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失落感，报社设在内地的十几个办站，实际上是以新闻为辅，广告经营为主，我们这些负责人，既是记者，也是外企驻地法人代表，每年初，报社从未下达过报道任务，但广告指标却硬性规定，连年增长，我是表现最差的一个，但既便如此，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办事处，也是定额100万人民币，一年到头，的确压力很大。
那时，我最怕到报社开会，虽然会议地点选在香港，广州，珠海，深圳，住豪华酒店，吃免费宴席，还有旅游项目，但我很紧张，因为整天都在研究招揽广告的经验和秘密，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到西方，和海外媒体加以比较，会吓人一跳，中国的媒体胆子太大了，《文汇报》和《大公报》，《商报》一样，都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把新闻报道放在附位，而且，拉广告的手段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通常的行贿办法叫退佣，即谁给广告给谁钱，几乎当地的官员都卷入其中，比例最高是百分之三十，这就造成很多官员与《文汇报》记者个人关系很不正常的状况，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报社每次开会，都让排行榜的冠军代表介绍经验，并不认为这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准则，大家还沾沾自喜，理直气壮，我身在其中，令人汗颜。记得珠海记者站的刘某，武汉办事处的Z某等人表现不俗，他们每年广告总额都近千万元，而其领导下的员工才不过三五个人啊！
大家拉广告的秘密不外乎有这样几种：一是找省市领导批条子，下令给文汇报搞专版；二是用报纸版面换经济利益，即有偿新闻；三是以各种灵活的手段，肆意妄为，诸如请客送礼，介绍关系，高额行贿等等，总之，只要能赚到钱，交给《文汇报》真金白银，它绝对不怕钱烫手！
在90年代中期，文汇报各个办站内部人员，因为奖励分配不均，经常发生矛盾，也出现一些突发恶性事件，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武汉办的负责人Z与下属员工发生纠纷，有人竟动了刀子，惊动了当地公安局，好在公安也被文汇报吹捧过，对其宽容处理，没有处罚。但又有内部被辞退人员举报办事处领导贪污公款，这个可能性存在，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文汇报领导很油滑，他们研究认为，个人贪点是小事，毕竟她每年给报社几百万的广告费啊！报社一位领导对我说，摆到桌面上，对谁都不好！特别是牵出了贪官，以后谁再给《文汇报》财路啊！。。。。。。于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鼓舞士气，文汇报规定了多项奖励措施，但时常不守信，使大家怨声载道，但凭心而论，比起国内媒体，我们办站领导的物质待遇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的薪水比他们高很多，又每人有专车代步和酒店办公，以及接触各级官员的便利，假如那时我的心思用在赚钱方面，真是了不得，但我天生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淡然，我那时很想把办事处搞成一个海外宣传东北政经，招商引资的阵地，在《文汇报》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我十分看重上级领导对我的认同，既便这样，报社聘我做高级记者，兼首席代表，但在十个驻内地办事处里，只有三四个主任，没有接到社委会关于他们任命的文书，故都很失落。大约在1997年，有一次开会，某位知情者向我透露说，批文早就下来了，但办公室主任刘某不同意，就放在自已的抽屉里，迟迟不公布，于是，我十分生气，在讨论有关问题的大会上，社长张云枫和总编刘再明均在场，我忽然要求发言，我站起身来，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谈到了《文汇报》对我们没有正式任命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我没有涉及消息来源，我说，过去在东北，《文汇报》没有多少人知道，现在每年发稿数百篇，广告近百万，在当地购置的房产升值三倍还多，有什么对不起报社的呢？！。。。。。。当时，会场鸦雀无声，我看到张云枫的脸色都气得变青了，发出黑亮的颜色，像一个紫茄子！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故作深沉。后来，我进了看守所，整天和国安局的特工周旋才知道，像我这样不是中共党员的记者站负责人，包括驻武汉的首席代表等人，尽管贡献很大，但并不被社委会真正信任，这其实是上面的指示，他们考核信任的人，早就一一调入了广东省委“八办”，而“八办”是什么？鬼才知道！我们不过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筹集海外的宣传经费而已！
2010年9月3日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