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某一天，画家华岩(yan)在杭州的书斋“讲声书舍”中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梧桐树掩映之下的一座书塾：教书先生正趴在讲台上呼呼大睡，读书的孩童则在教室里闹翻了天，有的戴上面具，挥舞着先生的戒尺；有的从院子里摘了一朵花，正准备插在先生头巾里。可怜这位先生，尽管梦里自有颜如玉，却浑然不觉弟子们的胆大妄为。
“扬州八怪”之一，华岩因为常常把世俗主题与文人雅趣巧妙融合而颇为时人欣赏，他的这幅《桐屋闹学图》同样如此。画家在画上题诗一首：“隐几酣然正昼眠，顽童游戏擅当前。孝先便腹思经事，继起于今有后贤。”“孝先便腹”讲的是东汉人边韶的故事。《后汉书》记载，边韶字孝先，以文学知名，教授学生数百人。
他曾在白天和衣而睡，弟子私下嘲讽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从睡梦中惊醒，立即应对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可见，华岩所画的，其实是历史人物边韶的故事。
我们不知道此画究竟是为何人所作，慵懒而满腹经纶的边韶，正适合送给清代那些为功名而努力的江南文士，题诗中“继起于今有后贤”一句正说明了受画人也是一位与边韶一样的苦读诗书、连梦中都在想着经书的文士。画中的教书先生边韶正在大桐树阴下午睡，这个主题又与表现文人在树下午睡的“桐荫高士”相吻合，益发衬托出画面的文人主题。不过，华岩更高妙之处在于，他将之与“村童闹学”这个世俗的题材混融在一起，为历史故事添加了幽默与喜庆的大众情趣。
“村童闹学”是绘画史中一个流行的画题，一直到晚清，我们都能够在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大量看到。此外，明末苏州画家张宏在1638年画有一幅《杂技游戏图》长卷，描绘市井之中各种杂耍卖艺的行当，其中就有“闹学堂”一段。更早的“村童闹学”则可以追溯到张宏的苏州前辈仇英。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套明代仇英《摹宋人画册》，是16世纪中期仇英为富商收藏家项元汴所作。其中一幅正是“村童闹学图”。仇英的画是20余厘米见方的小斗方，描绘了茅草房中的一个学堂，老师伏在讲台上睡觉，学生开始在教室与院子里大闹天宫，比华岩与张宏的构图更加复杂。
将仇英、张宏与华岩的“村童闹学”放在一起，观者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相似性。画面都着力烘托“闹”，都是以伏在讲台上睡午觉的教书先生为中心，而且都是把先生放在画面的左边。学生都在偷偷拿熟睡的师傅开涮，或者摘头巾，或者簪花，或者给老师画鬼脸。动静之中，睡得不省人事的老师与为所欲为的学生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在二者之间起着过渡作用的，是一位好学生的形象。
三位画家都在画中描绘了一位端坐在书桌前用功的好学生。在仇英的画中，这位模范生身穿红衫，手拿毛笔，不以为然地扭头看着闹学的同学，桌上的描红本上端端正正写着一行字“上大人孔乙己”，这是唐代以来开始盛行的童蒙读物的起始句。华岩画中的模范生也很容易找到，画家用两棵梧桐树将他标示出来。
“村童闹学”这个画题，人们一直是把它当作富有吉祥含义的年画，或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最早对这个画题进行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就专门对仇英的《摹宋人村童闹学图》进行过考察，只不过他当时把仇英的摹本当成了宋人的原本。沈从文将这幅画视作“描写当前社会风俗人事，用平民生活作为对象的作品”，是“社会现实题材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