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出租的孩子。
孩子被出租来作乞讨之用，在大街小巷形成一些乞讨集团或专业户，这当然是一种社会怪相。一来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果，二来是道德人伦沦丧的必然，三来说明这个社会向上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堵死了，从结果上配合了血统论的“龙生龙、凤生凤”。也就是说，富二代与穷二代，已经是当代中国不可越过的社会问题。问题在于，成人为了活命或者为了赚更多的钱，拿身体和心智都远不健全的孩子，来作他们的“摇钱树”，让他们放弃做人的基本尊严，从而终身落下受歧视的心理疾患。当然，你要是仔细想一想，当一个国家放纵毒疫苗、毒奶粉、血铅污染、黑煤窑等方式来毒害自己儿童的时候，它哪里还在乎你把孩子租出来讨赏呢？反正这些出来受伤的孩子又不会是官老爷们的。
二：广东遭拘小说作者已被放出 警方办案程序引质疑。
限制和打压言论自由、创作及出版自由，这当然不会最后一次。像刘晓波在受审时说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因倡导言论自由的受害者，自然只是个美丽的幻想。一个变态维稳的社会，各个地方都在变本加励地消音，以期对本地的批评扼杀在摇篮之中。谢潮平才被陕西警方胡乱抓去（虽已出来，但陕西警方依旧留有整人的后手），现在东莞警方又将一位写小说的中学教师莫名抓去，这实在是地方治理者摸透了中共高层对维稳的深切关注所致。即各级官员都在假借公权力，来掩盖自己错误，来打压对自己的批评者，同时用社会稳定来绑架更高一级政府。而更一级政府也只好睁一眼闭一只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谋形成目下这种乱象，他们越是如此管制，乱象会如他们所愿地如期而至。
三：流动人口4年增151万 市人大建议缩减低端劳动力。
所谓的人民的代表，却在扼杀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和人民政府基本上控制人民的政府是同出一理。任何一个健康良性的城市，它像生物多样性的组成一样，不能只有一种物种或者物种单一，倘如此，一座城市将会成为一座没有活力没有竞争能力的“死城”。一座城市它是由各个不同的职业种类的劳动者组成的，因为每个不同职业种类的劳动者，其职业链是相互需要的。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劳动类型的职业不可能完全单独地存在。也就是说，北京市人大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所出的馊主意，不仅是公开的人权和职业歧视，而且违背一座良性健康的城市，自身所需要的运行规律的。缓解北京的人口压力，主要在于放弃将所有经济、外交、政治、军事等功能都依附于北京城的做法，也就是只有必须适当裁削在中央集权下，北京本身所具备的全权功能，才能使城市健康正常发展。
四：作坊主私炼“黑猪油”通过食品质量检测 主要流向学校。
一系列毒食品层出不穷，到处泛监，监管不力、官商勾结、无有实质性惩罚，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不容易忽视的因素，就是从政府到民间坑蒙拐骗盛行有关。正是由于互相间的坑蒙拐骗，“合力”形成了一个我所说的互害社会。你看这样的私人作坊主专门用“黑猪油”坑害学生，其实他明天又在另外的场合被别人坑害，而且这种互相坑害，遍及社会所有阶层，当然底层民众受害尤甚。毒食品危害社会自是罪大恶极，但像这样几乎定点流量学校的“黑猪油”，不知凡几，却是第一次曝光。毒食品对中国民众的持续伤害，除了造成不少人员伤亡外，或许某一天会造成中国人自身生理结构的变异也未可知，这是一个可怕的现实与未来。
五：外来工子女上学被要求捐资 教委学校按比例分钱。
现在各级政府部门，都形成了一个相对自外于其它部门的自利组织，比如国企和发改委是个自利集团、军队是个自利集团、维稳是个自利集团、卫生医疗是个自利集团、劳动社保是个自利集团等，自然，教育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利集团。换言之，公权力部门化，并通过公权力捞取部门利益，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每个政府部门都在通过公权力来实现自身集团利益最大化，而这些部门的官员，又通过自身利益集团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利益条块分化上的“军阀割据”和互相扯皮，而民众的利益在各个政府部门自利驱动的情况下，受到严重的伤害，自然出现教委和学校按比例分钱的事，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六：电信公司内鬼频出曝监管漏洞 用户手机无密可保。
像电信这样垄断的巨无霸国企之所以存在，一是官方为了从政治和经济控制民众之所需，因为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争，隐私和言论自由不受保护，那么通过手机调阅民众信息，来控制和打压民众就是常事。再者经济上的垄断，使得政府获得巨大的利益，并通过这些利益来控制社会向公正公平方向发展，因为向公平公正方向会损害统治者的利益。从小的方面来看，电信企业内部与商业机构如房地产联合起来，透露用户信息，或者干脆发那些未经用户许可的短信，联合起来谋利。如此损害消费者的事比比皆是，但没有多少受伤害的案件得到惩处，其原因在于电信是政府垄断的国企，它是政府的“大儿子”，拥有许多不受法律制约的豁免权。
七：研究报告显示六成省级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格。
这个研究报告科学性和可信度，还值得存疑。但就是这个不充分的报告透露出来的六成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格，也算是非常严重的事，但从中央到地方，有哪一级政府真把这样的“民意”当回事呢？自己制订了信息公开条例，却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真能完全实施，那么从中央到地方是不是最大违法者呢？从他们对每部法律本身的伤害来看，完全可以坐实各级政府才是最大的违法者，但鲜有机构和个人受到什么惩处，这就是各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原因。政府带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违法，而不受制约和惩处，你就是再制订多少法律也是不白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