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日前报道，所谓“城市病”目前在中国进入集中爆发期，百姓的幸福感与国家经济发展背道而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由人口过于集中于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引发所谓“城市病”， 其症状具体表现在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孩子入托难、就医难和住房紧张等诸多方面。六年前就已被中国政府认为“问题严重”的城市病， 发展到现在“进入集中爆发期“的程度，北京经济家胡星斗教授表示， 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和城市管理不善造成的：
“我们不能因为有‘城市病’就不发展大城市。我个人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其实应该重点发展大城市。而不应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因为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耕地少、人均资源比较稀缺。而城市越大，它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利用率越高。”
胡教授认为， 现在中国中小城市发展不是数量问题， 而是没有达到城市应有的起码标准；已经进行的大城市的发展是那些像北京和上海一样的所谓特权大城市，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发展还不够。
美国纽约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亚太事务顾问蔺彦明先生表示，“城市病”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但像在中国症状严重到让百姓幸福感下降的程度， 其实根子还是制度和治理的问题：
“比如说堵车，你说人多也有好多地方人也不少，比如说韩国的首尔人多不多？全国一半的人口都住在首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首尔的车堵吗？不堵。原因是什么？它有很好的法律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现在中国的问题很严重，很严重。在表面上看到的一些‘城市病’比如说交通堵塞，住房紧张这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问题很多很多。比如中国的管理体制不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人治。”
《中国青年报》报道引述的数据显示，按照北京的资源和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人口的极限是1800万。有关资料显示，北京的大小比整个韩国还要大。
蔺先生进而表示， 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出现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城市病”与没有切实执行当时制定的城市化政策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中国一开始是有很好的政策，它的政策其实也是不错的。包括现在的政策。它的原则政策就是就地城镇化，就地消化。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在十年之间，突然间把中国的比如说农村里、省里的地区行属改成了市，希望能够就地城镇化。然后大家不要跑到大城市里边去增加负担，就地解决。但问题是中国的状态是什么呢？一方面有好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又有好的政策被坏的政策给抵消掉了。”
为了缓解中国“进入集中爆发期”的城市病，中国有专家开出的药方包括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合理的城市产业布局、建造平衡的基础设和纠正地方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发展。不过，胡星斗教授的药方是：
“城市化要根据各个地方的资源、贫富条件等各方面的不一样来给城市不同的定位，各具特色。有的城市适合发展工业那就发展工业。一方面中央政府要进行财政上的转移支付来支持各个地方的按照自己的特点来发展。让重点发展文化，保护生态，发展农业这样的一些地方它不吃亏；另一方面中国还要重点发展大城市；再就是对我们的城市要改善它的治理。”
胡星斗教授开出的药方和其他相关提出的建议能否被中国政府采纳， 能否起作用， 那是将来的事情。目前流行“城市病”的中国城市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中国星期五有报道说。“今日的中国城市，正如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城市居民在这里的生活更像一场毫无规则、不可预期的冒险之旅，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