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在近作《中共国庆人民遭殃》中说，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这话太对了。可我们每年这一天，都要庆祝中共国庆，这是在干什么？
中共是在把黑暗当光明庆祝，让我们为它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大陆政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极权专制锐不可挡的力量，大规模杀害中国人的暴力原罪喝彩。对着五星红（血）旗，我们已经庆祝61年了，在年复一年地口说“国庆”这个词和为这个节日度假的历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蒙上了一只眼睛、堵上了一只耳朵，封闭了良知，认可它杀人有理，或者主张大度宽恕，和为贵地既往不咎。
我们可以这样无良知地宽恕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证实共产党是不是在和平年代继续战争年代的杀人行为，在没有外来军事侵略和内部武力抗争的情况下政策性地杀了多少人？先看看曹长青为中共杀人的历史文献所作的摘录数据：
一， 1950到1955年：杀人500多万。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的“镇反”，判处反革命份子死刑87．36万，杀90．2万。据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在其《中国觉醒了》的著作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所作《毛时代的大众死亡》 的调查性报导所说：被杀“地主”、“反革命”及其他反动分子超过500万。中共就这样在和平年代前5年继续战争年代的杀人，从90万到500万才收手。二，1957年反右运动：被逼死2万5千多人。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三，1959到1961年：3000万至4000万人以上。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八十年代初《中国变化中的人口》的报告，最早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上海大学金辉在该校文学院1993年4、5月合刊出版的《社会》月刊（官方刊物）上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估算大饥荒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赵紫阳估算那三年饿死者“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四，1966至1980年：100万～400万之间。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据《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的作者索尔兹伯里1987年10月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的数字∶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五，1989年及之后：杀请愿学生400～800，市民2700，法轮功学员3242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人数，据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在400到800之间，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数字是2700人。从1999年之后，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多达3242名被迫害致死。六，中共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藏人死亡近30万，内蒙和新疆不详。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据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字记载，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减少28万。在新疆乌鲁木齐，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在土耳其接受曹长青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大饥荒时代有6万人被饿死。”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几百人死亡。
总之，中共在和平年代通过反中国礼教和反西方法制，持续地政策性杀人。邵德廉《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看曹长青根据文献按年代时期为中共杀人所摘录的数据，中共确实周期性地持续以政策搞运动杀人，镇反先杀90万，到现在累积杀人8千万。这是为什么？
一句话，为了创建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统治。所谓极权专制，就是法国雅各宾派和德国纳粹党那样可以以随意性的“反革命”、“劣等民族”之名非法杀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的统治方式，利用政府、军警、法庭、监狱，胁迫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中共如果不想创建极权专制制度，它就不会在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之间大搞梭镖、砍刀杀农民的土地革命，逼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反共清党，只要亲密地跟国民党合作军政北伐，就可以在训政时期先谋求某些省份的自治（像山西阎锡山那样），在宪政时期获得中央统治权力（像广西李宗仁那样）。但如果这样，共产党就成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了，就真的是为工人谋取减少工时、增加休息（度假）日和获取洋房、轿车、退休福利的政党了。但这根本就不是它的政治诉求。共产党终极政治诉求就是一党掌权，并且不要执政时期、多党竞选和法院、检察院制度约束、新闻媒体监督和学校教堂公民、善民等文化教育的限定，要的就是与时俱进地为所欲为。
为了政权不受国民党的制约，它通过所谓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的欺骗性宣传，争取到农民（包括地主）、工人、市民（包括资本家及其家人）、军人（包括国民革命军，即中华民国国军的将官、士兵）多数的支持，通过宋庆龄、郭沫若等亲共人士的政治花瓶式的点缀，建立起完全共产党说了算的极权制度。这样共产党就以领导的名义，制定从土改镇反到大跃进大文革，再到镇压六四请愿学生、迫害法轮功修炼学员等残酷无情、惨无人道的政策，分期分批杀人至今。
共产党能够周期性地以政策掀起从土改到迫害法轮功的61年的杀人运动，就因为它成功创建起中共领导一切，可以以中国国情和特色干一切坏事的制度。
以国民党在台湾土改没杀一人为例，共产党搞土改也可以不杀人。如果这样，它就跟国民党一样必须尊重乡村乡绅和宗族习俗，就没法搞人民公社了。当然也就没有批胡适、胡风和反右运动等对中华民国遗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只看红色书籍和只听红色话语的洗脑运动了。更没有大跃进政策造成的大饥荒和凤阳“饿鬼”603起吃人事件，以及亳县超过20万人饿死和抢人肉吃的惨景。根据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提供的资讯∶在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库存粮仍有887亿斤，也就是说依据历史上最常用的开仓放粮救荒手段，中国人一个都不会死。如果没有大饥荒，后来毛泽东反右倾批彭德怀和大文革整刘少奇等政策性大迫害都没有。没有大文革造成的中国大贫穷，也就没有后来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来的30年的圈地抢钱以及办血汗工厂的改革开放，更没有反官倒和法轮功了。那么，国民党在台湾和共产党在大陆的政策思路会日益趋同消除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就携手共建在海峡两岸全民之间竞选总统的中国宪政了，也不会有台独、疆独、藏独。
但由于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五年里，中共成功创建起没有执政时期、多党竞选和法院、检察院制度约束、新闻媒体监督和学校教堂公民、善民等文化教育的限定极权制度，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想不再政策性杀人和安心搞经济也不再可能了，好似开弓就没有回头箭。过山车刹车失灵却又动力十足，必然不停地开。所以没有上述如果。问题还不仅如此，更在于共产党的政治原罪被揭露之后，人们对它的辩护和谅解。比如说，杀学生是不该，不过400不算多，没有外界谣传的多。殊不知，正如纪思道在其《中国觉醒了》的著作中所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以往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创建极权制度，是为了摧毁礼教文明改变中华民族“和为贵”的特性，让红头文件暗箱操作法律，以恶法治国，以邪理误导人心。所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中共杀了多少人，而是我们被迫过春节和持续庆祝七一、八一、十一之后对它杀人的态度。
我们今天对中共杀人的态度是：情有可原，或者是开始杀人应该，后来滥杀。难道1926年共产党在湖南、广东政策打土豪与1948年在东北、华北政策搞土改杀人就应该吗？不应该，这是野蛮做法。说应该的人是心灵被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和唯物史观邪变了，魔怪似地变异地思考问题。魔变我们的心态，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另类杀人。这种另类杀人比杀人不见血还凶残阴毒，它通过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扭曲灵魂，摧残人性，将华夏人和为贵、知足常乐与迷途知返正常人的心灵，变成徒有中国人皮的斗为乐的共工魂魄，成为共产党权力和宣传驱动的行尸走肉。只要中共掌权，利用国家机器杀人夺魂就是其生存的使命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谓共产党专为杀中国人和骗中国人所创建。真心庆祝者，就逐年逐月逐日忘记中国，把李鬼当李逵似的把共工中国当成华夏中国，把中共当成中国，要原谅它。然而中共罪不可赦，想赦者必跟它去。天谴拒三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