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本来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火车头，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范。中国知识精英的形象为何与此渐行渐远？
时代周报李铁给出的结论是：一是：在89年6.4之后发生了很大改变，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之前纵横驰骋的大思想话题已经在言说空间上严重受限，知识界逐渐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逐渐偏离目标。
二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脱胎换骨，全社会進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在闷声发大财的社会氛围下，谁还去关注什么思想和学术呢？知识份子受社会关注的程度急剧下降。
公共知识份子风光不再，那么专业知识分子呢？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份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学术政客和学霸们把持了学术评价，把持了学术资源的分配，这直接导致了学术界的腐败。这种腐败实际启动了一个“劣胜优汰”的机制，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是肖传国这样大肆造假的无耻小人混得风生水起，若不是因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传国甚至可能因为造假而当上中科院院士。
三是大学青年教师已无路可走。高校的这样一种状况，对于怀有学术理想的文科青年学者打击尤为巨大。做个专业学者吧，没有一个公正的专业评价圈子，拿不到课题，上不了职称，资源都在学术官僚和学霸那里把持着，他们都富得流油，而没有权力的青年学者却穷得滴血。
想做个公共知识份子也不成，一来缺乏空间，二来现在整个社会并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关注学者的意见和研究了。因为社会進步的障碍早已不是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尖锐而明了的社会矛盾面前，人们并不需要学者来提供多复杂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几年来活跃的公共知识份子依然是那些老面孔，新人极少，这是一个极难诞生学术思想明星的时代。近年出现的一些所谓文化名人，比如易中天、于丹、钱文钟等人，与其说是学术思想明星，不如说是娱乐明星，因为他们所做的东西，与学术思想关系不大。
一个踏入学界的年轻人面对这般情形，他要么选择投身于学术腐败的洪流，造假、行贿、投靠学术权贵以获得利益。要么走向社会，为既得利益集团背书。这两种选择，都将使得知识精英堕落成流氓，也自然被社会鄙视。
四是知识精英的民粹化。除非成为学术权力圈子里的一员，这十年是知识精英最为失落的十年。但当下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知识份子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却同样使人担忧。当下中国知识精英深切地感到了社会分层的日益固化，而且至今还没看到打破这个铁屋的希望，这样一种绝望，加上自身境况的不如意，很容易走向激進的方向，产生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激進思潮，往往在社会两极极端对立的时候得以盛行，破坏力巨大。而知识精英所持有的理性和对建设性批评的追求，本来是化解极端情绪的良药，如果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民粹化，那无疑会将我们的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