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李祥年的爱情故事(7~9)

关于四十年前中国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

2010-10-12 20:17 作者: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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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未完待续.....

夹边沟记事:李祥年的爱情故事(4~6)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72004

来源: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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