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几桩“反革命”案件(组图)

发表:2010-10-15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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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在四川省奉节县朱衣区当教师。

朱衣区是1962年新建的。下辖六个公社(前几年拆区建镇后只有两个乡镇的建制),人口约三万,分布在朱衣河两边山坡上。全区没有场镇,除了供销社和粮站外,没有任何商业网点。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区,在文革的大风暴中,出现了一系列“现行反革命”案件。现举几个典型案例。

1966年下期,经县文教科批准,朱衣公社小学面向全区招了一个初中班。开学不久,文革的浪潮就涌进了朱衣河。朱衣初中班的学生在县中学的几个学生的指导下戴上了 “红卫兵”袖章。那些初一的孩子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又听说城里的红卫兵在揪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公社社员的“资本主义尾巴”早就割光了,在朱衣更找不出一个开厂经商的资本家,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那时还不知天天给自己上课的教师——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更不知道大大小小的的当权派也是资产阶级。几个红卫兵经过侦查,终于找到了一个斗争对象——傅吉华。

傅吉华何许人也?他两夫妇原是县城的小商贩,年近半百,又无子女。因为朱衣供销社像机关一样严格执行上下班作息时间,开门晚关门早,还午休,农民买点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华在供销社门前租了一间农房,通过关系从供销社批发食盐、卷烟、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销。供销社不开门时,方便社员购买,以免山上的社员跑空路。

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红卫兵司令部开成立大会,几个革命小将将傅吉华揪上台批斗。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令其低头弯腰,傅吉华还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项罪过,感到莫名其妙,不太驯服。几个小将上前揪臂按头,傅吉华向前一蹿,一只脚踢到了揪他的红卫兵邓昌友的下身!刚满13岁的邓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资产阶级分子傅吉华毒打红卫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区公安特派员生怕得罪红卫兵,立即派民兵将傅吉华绑送县公安局。傅吉华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傅吉华判刑入狱。傅吉华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属,当然不能再开代销店了,生活无着,长期抑郁生病,又无钱医治,死在租住的农房里。傅吉华在文革后才出狱。

1968年初夏,朱衣公社小学一教师发现男厕所隔板上,有人用铅笔写了“毛主席坏,红卫兵坏”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学低年级学生写的。学校造反派领袖立即报案,并将那块隔板取下保存。县公安局来人侦破,认定是阶级敌人写的反革命标语。他们将学校的所有“阶级敌人”一一审讯,没找到蛛丝马迹。后来又将全校教师的备课簿和学生的作业本收集起来对笔迹,也没找到“嫌犯”。这个案子一直没破。

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开大会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群众组织头目彭学良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不但要抓面上的阶级敌人,还要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县就藏有国民党的特务。昨晚上,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台湾播出的消息,我们奉节两派武斗的事台湾就一清二楚。这足以说明我们这里有国民党特务在给他们提供情报……

彭学良的演说还没发表完,下面就响起了呼喊声:彭学良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动员会立即变成了斗争会。

文革初,奉节有两大派群众组织,武装部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曾经执掌大权,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组织”镇压下去了。后来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奉命支持了被镇压的一派,将原先成立的革委会解散重新组织新的革委会。原先掌权的一派喊的口号是“保卫革委会”叫“保派”,后一派喊的口号是“砸烂伪革委”,称“砸派”。两派势不两立。彭学良系“砸派”头目,被整下台的“保派”当然不甘心。这次抓到了彭学良的“尾巴”自然不会松手,对其狠批狠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区公安特派员原属“保派”,听到报告后说,彭学良不仅偷听敌台,更严重的是当众扩散敌人宣传内容,实属“现行反革命罪犯”。他主张扭送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但彭学良得到县里掌权的“派朋友”保护,只给以“撤职交群众批斗”了事。但他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

197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朱衣公社机关、中心小学和朱衣区供销社、区粮站的大门外都贴有一张用歌谣形式写的传单。第一行是:“最高指示 换新天,扭乾坤。”开头几句是:“毯字弯里去了炎,王字头上把点添,八人同坐围一席,说话一句顶万句。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时时高举红宝书,真是无毒不丈夫。”(这是两条字谜:毛主席,林彪。)中间的记不全了,好像有这样几句:大红太阳当空照,晒干水田晒枯苗。灭资兴无割尾巴,没粮下锅看吃啥。早请示来晚汇报,抱着“忠”字把舞跳。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紧跟随。斗天斗地斗爹妈,夫妻怕说知心话。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将开口就“勒令”。……全文都是讥讽毛主席和林彪把国家搞乱了。末尾几句是:“要问此曲谁人写?朱衣农中鲁国彬。家住何地啥地名?举目望见单楼村。”

当年各级地方政权都由军队掌管,县、区、社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主要掌权人都是武装部长。朱衣公社陈部长立即向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报案。陈部长认为,作案人已暴露无余: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朱衣农中学生曾国林。第一,曾国林与“鲁国彬”字形相近;第二,他家住双楼四队,地名双楼门,与“单楼村”相对应;第三,他是地主的儿子,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怀有阶级仇恨。紧接着陈部长就拿着传单到双楼四队侦查核实。他没想到,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否定了他的意见。大家都说:第一,曾国林没有这么傻;第二,字迹很像刘光应(生产队会计)写的;第三,刘家与曾家有仇,刘光应想借刀杀人——陷害曾家。陈部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县公安局王局长带着刑侦组来了。王局长听了陈部长的汇报后,十分砍断地说:只有受过管、关、斗的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反动,刘光应是贫农,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说,我刚才用舌头舔了一下传单,是用熟洋芋粘贴的,还带有盐味。现在食盐是凭票供应,哪家农民舍得在洋芋里放盐?侦破范围只能锁定在区、社所属单位的阶级敌人。经询问,王局长决定把区供销社和公社中心校的“历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但是,经过核对笔迹、诱供逼供,毫无所获。王局长只得根据陈部长的意见抓刘光应,刘光应当场就招供了。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刘光应九年徒刑。

1971年夏,双楼一队的几个社员在沈家黄角树下乘凉。那时,家家都挂有毛泽东和林彪的大幅照片。一个姓邓的社员指着沈家门上那幅照片说:你们看,林彪的样子,真是 “勾勾鼻子鹞子眼——吃人心,挖人胆!”不知是在场的哪个社员无意中把这话传出去了。公社革委会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反革命”案件,立即令姓邓的到公社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待“罪行”。姓邓的社员在公社“学习”了一个星期,无论怎样诱供逼供,始终没承认他有什么过错。区公安特派员到双楼一队反复侦查。姓邓的平时没得罪过人,加之说过林彪是“勾勾鼻子鹞子眼”的人多的是,所以,都回答:没听到有人说过那样的“错话”。因为姓邓的是贫农,又无把柄,政法部门无法结案。后来县里接到“九.一三”事件的文件,这个“反革命”案件也就自然了结了。

万胜公社清水大队一个姓杨的社员就没有姓邓的那么幸运。他出生贫农,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爱和熟人开玩笑。当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泽东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产队出工时,姓杨的看到一个中年女社员丰满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像章,他指着那妇女的乳房说: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汲汲”(当地俗语,“奶水”之意),难怪得毛娃娃长得那么胖。他的话惹得女人骂,男人笑。事后,这则“笑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姓杨的胆敢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然是罪大恶极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会组织大会将姓杨的揪出批斗后,区公安特派员代表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当场宣布对姓杨的逮捕法办。

1976年元旦刚过,三江供销分社经理廖维相被逮捕了。大家都很惊奇。

那年代,老百姓普遍缺衣少吃,只有掌管粮、油、肉的一些单位及其领导有大米饭吃,有肉吃,有酒喝。元旦节,供销分社出肉和酒,粮店出粮油,食品站出肉,办了几桌酒席,几个单位的职工加上有关领导,共同庆贺新年。廖经理喝得不少,话也多起来。他很得意地讲了他昨晚做的一个梦。

他接到北京的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他。他兴致勃勃地赶到中南海,但站岗的人不准他进去。讲到此,大发议论:真是大鬼好见,小鬼难缠;大官好见,又有狗腿子挡路!

一个在场的人,散席后就打电话向区公安特派员报案:廖维相当众骂毛主席是“大鬼”,骂毛主席的警卫员是“狗腿子”。“狗腿子”的主人不是地主、官僚吗?也就是骂毛主席是地主、官僚!公安特派员立即向上报告,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就派人将廖维相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廖维相本想表示他热爱毛主席,几句酒话却带来了牢狱之灾。

廖维相的老婆原是供销分社的临时工,一儿一女都在上学。他们过去在三江都很光彩,如今一下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他老婆被赶出供销分社,连住处都没有,年幼的子女也失学了。

1976年春,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朱衣公社五湘大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没想到,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几爷子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打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扦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区和朱衣公社机关就设在五湘大队,无需传播,领导就知道了。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敢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昌国的言行当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批判的对象由“老邓”变成了“小邓”。

邓昌国的话虽然“反动”,但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再没有人发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军工厂,邓昌国刚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区公安特派员不知为什么发善心,只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没将他逮捕法办。但是,他永远失去了进厂当工人的机会。

在那“革命”的年代,“反革命”何其多也!这仅仅是我记得的朱衣区的几桩典型案例。回想那年代,是何等荒唐啊!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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