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人生中，67天的光阴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对于上海市普陀区的周鸣德来说，无辜被关进“疯人院”的67个日夜，却满是妻离子散的悲凉和生死劫难的恐惧。
在10月10日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发布会上，周鸣德用自身的故事控诉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乱象，激愤难平，几度哽咽。
这一天，是第十六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两个民间公益组织发布了上述报告。该报告通过详实调研及对100多个真实的案例分析，揭示了中国精神病收治的制度缺陷，并提出警示：如果制度不改变，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强制送入“疯人院”。
对于这个报告结论，周鸣德称，他的经历是最有说服力的。两年前，他“被医院的人在街头偷袭击昏”，“捆绑进120救护车”，然后关进精神病院共计67天。
周鸣德说，是妻子和儿子利用了自己“多年进京上访”的经历，谎称他的病情。原因是他和妻子长期不和，在2007年底达成离婚协议，并且分居。今年3月周提起离婚诉讼。但法院以诉讼资格问题为由未予受理。
“我差点死在精神病院里，都偷偷写下了遗嘱。”周鸣德低头沉默了片刻之后说，“我的心一直凉，1983年结的婚，1984年生的孩子，到了50多岁的时候，竟然什么都没有了。”
出院后，周鸣德起诉维权，却被驳回起诉。法院认为，他曾有过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若不经精神鉴定，则推定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多地层出不穷。今年3月，江苏南通市的朱金红被关进“疯人院”半年，事因母亲与其争夺房产。目前，朱金红仍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四处藏匿，未能摆脱重入精神病院的恐惧。
几十年来，由于精神病收治的实体标准过低、程序混乱、司法救济失灵、立法滞后等问题，“遇袭入院，被迫服药，艰难逃离，欲告无门”等“疯人院”故事不断上演。
强送精神病院
周鸣德，今年53岁，上海某机械厂老工人，因其母2003年在上海华山医院就医后瘫痪，索赔无果，一直四处上访。
2008年4月21日，周鸣德再次来京上访。他根据上访经验认为，只有在北京“同城快递”上访材料，才能确保国家部委有人签收，不被当地邮局拦截。
办完事，只花10元钱，他在北京南站附近睡了一夜。“如果想回家了，只要主动去上海市驻京办露一下脸，就能坐上免费的火车，由警察押送回上海，省下170多元的回程车票。”自2004年起，周鸣德进京上访逾70次。
2008年4月23日清晨，和几百名上海访民一起，周鸣德又被遣返上海。火车进站后，信访部门通知周鸣德的“责任单位”华山医院到访民分流站接人，继续协商，解决问题。“接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得，所以，他们一喊我的名字，我就跟着走出大门。”周鸣德称，“但是，没想到那一次却有阴谋。”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周鸣德回忆了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过程。
刚走到大门口，周鸣德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硬物袭击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苏醒过来时，他双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约四寸宽的白色布带捆绑。两个便衣男子将其塞进路边停靠的120救护车，强行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下车后，没有办理任何入院手续，两个男子直接将周鸣德带上十楼的病房。七八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工围着他，给他换上病服，然后把他的衣物、手机、钱包等全部拿走。从病房到楼梯间，渐次有玻璃门、铁门和木门——三重封闭的大门，均需要医院的工作卡才能打开。周鸣德从此与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却无从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当天下午，周鸣德通过病友家属的帮助，联系上弟弟。弟弟当夜赶来，要求院方让周鸣德出院，遭到拒绝。院方坚持“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声称是周妻签字送来的，只有她才能接走。
周鸣德称，那时候，他才知道是妻子曾到医院谎报病情。而医院仅凭其一面之词，就决定办理入院手续。
据病历记载，2008年3月18日，周鸣德的妻子、儿子及普陀区桃浦镇妇委相关人员叙述称，周鸣德“到处上访，行为异常，怀疑妻子有外遇，殴打妻子等”。医生诊断，根据病史，考虑：偏执状态，登记住院。
不过，桃浦镇信访办在事后出具意见书，否认镇妇委曾参与叙述病史。
事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辩称，周妻来医院代周鸣德咨询，并且再三要求为周治疗，于是，医师曾上门诊断，在居委会里对周进行了精神检查，然后建议让周鸣德入院进一步诊断治疗。
但周鸣德称，没有医生对他做过精神检查，只是因夫妇矛盾，去居委会接受调解，有人和他谈了大概五分钟。对此，居委会也予以证明。
院方拒绝提供完整的病历资料，双方在入院程序的合法性上争持不下。但有一页病历记载称，入院当日，周鸣德的精神检查结果显示，“意识清，仪态整，接触合作可，未引出幻觉，思维连贯，情感交流可，但是所述内容与病史有很大出入，智能可，无自知力”。这表明，医生接触周鸣德本人之后，发现其精神状态与其妻所述并不相符。
不过，这无助于周鸣德获得合理的对待。他仍然被迫服药，18天后因心跳加速，方停药。停药后的40多天里，周处于无医无药的状态，仍未能出院。
艰难营救
入院当日，周鸣德见到弟弟后，当即嘱咐其委托律师，帮助他出院。
上海市沪法律师事务所王溪煜律师告诉本刊记者，他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上海，只是答应先去医院看看。他到精神病院，要求院方出具入院手续和病历。但连续一个星期，院方都推诿说，尚未做鉴定确诊。
尽管尚未确诊，入院的第一个晚上，医生就开始让周鸣德服药。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黄色的药片压在舌头底下，再偷偷地吐在手里，最后藏在卫生纸的夹缝中，躲过护士的监视。
接下来的三天，先后有几名医生和周鸣德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做了智力测试，测试结果是93分。
药片可以藏匿，打针和吞服药水则是周鸣德无法逃脱的。大约十天之后，周鸣德持续小便出血；14天之后，心跳加速，胸闷气促，恶心呕吐。
2008年5月10日，周鸣德通过绝食对服药表示抗议。次日上午，周鸣德的心跳再次加速。医生让其服用了丹参，并且输氧。从那以后，医生对周鸣德暂停服用精神类药。
为了给医务人员留下好印象，争取早点出院，周鸣德对本刊记者称，平日他帮忙扫地、洗碗，若其他病人吵架，就前去劝架。
周鸣德的弟弟也每日来院探望，委托律师与院方交涉，并于2008年5月12日提交了《关于周鸣德出院申请书》。该申请书称，多年来，一直是周鸣德精心护理瘫痪的母亲。周入院后，无论是院方还是周的其他家属给周妻打电话，对方均不接听。所以，要求对周停止用药，由弟弟作为责任人，办理出院手续，让周回归正常生活。并声明，一切法律后果由其承担，与医院无关。但是，院方仍然坚持“谁送来，谁接走”，认为只有周妻前来签字，才能放人。
据《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执笔人黄雪涛律师介绍，中国精神病院的行规是，“必须由送治人办理出院手续，由于送治人就是付款人，医院只对付款人负责。”凡是被送治的人，都被医院当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处理，丧失话语权，而送治人自动成为“监护人”。这是和民法的规定相悖的。
弟弟努力无果之后，周鸣德自己继续做着最后的抗争。2008年5月20日，他写了三封求情书，请求院方领导让其出院。周鸣德告诉本刊记者，他通过护士了解到，如果病人连续三次书面请求出院，院方领导是必须作出回应的。但是，他的出院请求还是被漠视了。
一个月之后，周鸣德感到绝望。而忽然变坏的身体状态也让他陷入对死亡的恐惧。
2008年5月23日，周鸣德立下遗书，“妻子、儿子一个月来，无探望过一次。住院期间，心跳100以上，夜晚吸氧，胸闷气急一次比一次难受和严重。小便出血。感觉可能不测。可见，家庭矛盾，手段残忍，院方也不终止。因此，可能发生意外，如果我死了，全部财产归母亲，母亲治病费用。”
在那之后，院方不再对其用药，也不再安排医生来找他。尽管无医无药，但周鸣德仍然无法获得自由。
“当时，心都死了，并且不断告诉自己，从来没生过那样的儿子。”周鸣德噙着泪对本刊记者说，可是，有一天，同病房的年轻人，一个真的精神病人，突然走到床前问了一句，爸爸，你好一点没有，“我一下子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样的煎熬持续到2008年6月25日。当日，周的弟弟终于找到周妻，要求她到精神病院办理出院手续。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医生同意周鸣德以“外出就医”的名义离开精神病院。真正的出院手续，在三天后才办理完毕。
司法救济失灵
出院后，周鸣德于2008年8月向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起诉其妻子、儿子、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及负责入院诊断的医生，认为四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他的名誉权，造成精神和心灵伤害，要求赔礼道歉，赔偿误工费2000多元、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
可是，这个官司耗时近两年，其过程甚为蹊跷，以周鸣德败诉而告终。
据周鸣德的代理律师王溪煜介绍，该案的审判程序明显不合法。2008年9月17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双方对部分证据进行了质证，然后就休庭了，法院再也不安排开庭质证。
等了一年多后，2009年10月，周鸣德向院长写信反映情况。几天后，主审法官找律师和周鸣德谈话，询问能否调解或者撤去对精神病院和医生的起诉。周鸣德不同意。
又过了半年，2010年5月，一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周鸣德的起诉，理由是，周在精神病院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治疗，被诊断为偏执状态，需要司法鉴定才能明确其是否有诉讼行为能力。因为周鸣德拒绝鉴定，所以不具备起诉的条件。
王溪煜律师认为，周鸣德在医院接受的根本不是人道的、正常的“住院治疗”。
更加讽刺的是，在长宁区法院作出裁定前，2009年12月，周鸣德作为原告在青浦区法院打了一个劳动官司，获得胜诉。同期，他还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代理工友打了数个劳动官司。
“可见，精神病院是被告，这是周鸣德败诉的关键因素。”王溪煜律师说。
2010年6月，周鸣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一个月之后，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认为周鸣德没有证据证明其名誉权受侵害。
王溪律师说，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做法很不正常，案卷都交给法院了，怎么能说没证据呢？由于上诉材料有周鸣德在青浦区法院打其他官司的证据，所以，二审法院干脆对诉讼行为能力的问题避而不谈。
被非法送进“疯人院”的当事人，无论在精神病院里面还是在出院后，利用司法救济途径维权往往都失灵。黄雪涛律师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医学标准取代了法律标准，医院僭越了司法权，代替法官宣告病人的行为能力。出院后，曾经对当事人造成侵权的医疗诊断，又成为否定诉讼行为能力的理由。
黄雪涛是2006年发生的广东“邹宜均被精神病案”的代理律师。2008年，黄雪涛组织发起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周鸣德的遭遇不是孤例，“应该被收治的患者被拒之门外，不该被收治的个人却被强制治疗”。在各种现实和制度缺陷的合力之下，原本治病救人的“疯人院”，却容易沦为对人们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