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土改及其原因 作者 杨奎松
据1950年春的新华社《内部参考》，河南省一些地方的土改颇为极端，搞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子）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干部权力无边，为所欲为，动辄打骂，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兰封县瓜营区20天内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一区干部看到有位中农在家装麦子，便怀疑是地主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也动手乱打。有的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村农会主任的母亲。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妮，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宋之子回家后愤而自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陶铸后来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不用担心动静弄得太大）。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反。11月，毛又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于是，江浙各地土改中迅速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把大批地主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个人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裤兜里，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几十人，并造成293人自杀。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土改过火的教训，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这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据渭南县九区一市统计，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地主7人，普通农民15人，富农、小商贩、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58个乡，半数地主成分者被打，自杀了96人。安康县惩治地主661人，管制357人，自杀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这几十家所谓的地主（其中多户实为富农）扫地出门，迫使其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财产，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且多为女性。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的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选择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双流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打死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怕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当场以头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202人。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生命。
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土改太和平了。经中共中央同意，陶铸等被调到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分。仅恩平一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暴力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与一般人一样的待遇，而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又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那些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的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
中共土改对地主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927年中共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改变了，因为要发动农民跟随共产党，必须给农民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就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就又一次突出强调其区别的问题。《五四指示》中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大小地主的提法和政策。
补白：老先生朱某，有一手好毛笔字，常有大、小队干部请其写标语。老先生来者不拒，分文不取。文革中，老先生也光荣地受到了冲击，在交代了曾传授过孔孟之道，打过学生手心后，也就罢了。不过老先生从此更加小心翼翼，谨慎做人了。
一造反派小头目要老先生为一改造低产田工地写一标语牌，内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低产变高产”。先生欣然为之，小头目在一旁看着。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大意，先生竟写下“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高产变低产”。老先生惊出一身冷汗。小头目说：“没事，我藏起来，不让人知道，你重写。”老先生千谢万谢，重写一幅。以后，每逢该小头目想要打牙祭，就对老先生说：“你别怕，那东西我藏着呢。”老先生即称肉打酒，招待一番。 海安
斗尸记 作者 尹曙生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影响到四清工作的进行。
当时我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的电话通知，说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要到西宁来了解湟中县批斗尸体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用三天两晚，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
新庄大队共有1900多人。大跃进期间，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1户中农），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四清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7人。组长仲××，是湟原县某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该公社的路姓秘书，一位是姓方的农林厅干部，一位是驻军部队的沈排长。
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唯有支部书记马××被批斗了十几次，始终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如果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
可是这3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马××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马××被叫来。马辩解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的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可是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说着狠狠抽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组长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3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仲组长想，看来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另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
工作组事先确定了6个诉苦社员。已有3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 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出现这个场面，工作组员一时不知如何办，怕她诉错了苦。他们都看着仲组长，等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隔着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离开伙房，去给大队干部上菜，就赶紧溜进去。我看见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屄。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哟”一声，终于跪下了。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后来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又故意提告嗓门对马×× 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会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批斗马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但是尸体该如何批斗呢？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小路，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而是找借口拒绝：“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两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却找借口不来。工作组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也都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了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尸体。
尸体批斗会原计划开一个小时，4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发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尸体，而是对着群众讲话。第三个人上去批判时，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人都摔倒了，尸体还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一声惨叫“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整个会场立即像炸了锅一样，社员群众都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没办法，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极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从当天夜晚起，再没有人敢从批斗尸体的场地经过。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闭户，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解放后，马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他没有历史问题，是当时共产党农村工作的依靠对象。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恶势力。许多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这帮人是中共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群众非常愤恨，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老百姓斗这些农村干部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
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工作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同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可是他们一走上前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是如何打他们的，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许多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该县在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刀都没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
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队要求每个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在300多名工作队员中，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还有一位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导致胃扩张，又未得及时治疗，被撑死。
补白：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彭学良发表演说：“我们不但要抓面上的阶级敌人，还要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县就藏有国民党的特务。昨晚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台湾播出的消息，我们奉节两派武斗的事台湾就一清二楚。这足以说明我们这里有国民党特务在给他们提供情报……”
彭学良的演说还没发表完，下面就响起了呼喊声：“彭学良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动员会立即变成了斗争会。
文革初，奉节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喊的口号是“保卫革委会”，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号是“砸烂伪革委”，称“砸派”。两派势不两立。彭学良系砸派头目，被整下台的保派当然不甘心。这次抓到了彭学良的尾巴，自然不会松手，对其狠批狠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区公安特派员原属保派，听到报告后说，彭学良不仅偷听敌台，更严重的是当众扩散敌人宣传内容，实属现行反革命罪犯，主张扭送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但彭学良得到县里掌权的砸派朋友保护，只给以撤职交群众批斗了事。但他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 陈宗培
五字勾魂 作者 杨杰
王绪祥是我的同学。小学时我们同在保山县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学时我们同在保山一中，他86班，我87班。绪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号，劳动课上一个顶仨。他还一直是学习标兵，成绩优异。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打着灯笼也难找。老师们都很器重他，同学们都尊重和信服他。
王绪祥的父亲是上海人，多年前定居保山，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缝，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资本家。1966年夏，血统论的狂风迅速从北京吹到边地保山。王绪祥的入团理想破灭了，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身份也没他的份，红五类同学还逼迫他背叛自己的家庭。
他不仅连见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资本家”爷爷，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好处，凭什么要为爷爷背黑锅还债？他想向尊敬的老师诉说委曲，可这时老师们也都面临着被批斗的局面，个个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们校园里有个储水池。那几天工人在水池边堆了一堆石灰，准备粉刷墙壁。心情极为苦闷的王绪祥吃完饭之后到水池去洗碗，看周围没人，拿起一块石灰，在水池旁边的水泥路面上写下“打倒毛主席”五个字，然后离去。
很快有人发现了这条反标，并迅速报告了校领导。公安机关来人侦破，让每个师生、工友都书写了“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了“打倒毛主席”五字。没费多大周折，王绪祥被捉拿归案，关进监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劳改。不久，学校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说王绪祥病死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