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海报 (网络照片)
最近中国有一部话剧走红，剧名叫做《这是最后的斗争》。与当年《切．格瓦拉》一样，这部话剧在话语系统上属于左派谱系，但表现形式却与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为知识份子与小知识份子创作的戏剧，其表现手法颇为“后现代”，使用各种舞台手段调动观众视觉与听觉，并使之与舞台上的演员相呼应；《最后的斗争》设定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据介绍，这部话剧由军队剧作家孟冰编剧、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吴晓江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展示了发生在老红军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心灵较量：除夕之夜，脾气火爆的老红军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后重新相认的大女儿、非法集资行将败露的小儿子、古灵精怪的80后孙女点点、神秘人物周小剑，……各色人等暗怀心事，轮番登场。据评论，该剧鞭挞了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大胆触及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矛盾、特权阶级等敏感题材，批判了官场的腐败现象与滥用职权等现象。由于所涉主题敏感尖锐，曾经多次修改，剧名也曾改为《大过年》在小范围演出。
据说，在戏剧表现手法日趋法多元化的今天，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纯粹是靠着“狠”劲拼出来的，所谓“狠”主要表现为“台词够狠”，譬如“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就是理发，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这些台词多年前在网路上窜红，但用于话剧台词还是第一次。因此，该剧于今年5月连演10场，场场爆满，现在又二度连续公演，观众大呼过瘾而媒体不敢多加报道。
身处美国，我无法亲眼观看这部能高度调动国人情感并让观众为之激动的戏剧。但由此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一个时代与时代所孕育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这部话剧到底阐述了什么？它与十馀年前使北京城不少知识份子为之激动的《切．格瓦拉》一剧，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与政治倾向？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艺术与现实（尤其是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种“结盟”关系。只是这一“结盟”分为两类：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
在现代以前，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的形式比较单调，主要表现为以颂圣为主的诗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确定了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关系，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开始了胜利的政治与文学一体化，形成了所谓“国家文学”，即文学艺术受政治权力的全面规范和支配，这是在共産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的结盟，则往往表现对黑暗的揭露、对权力的鞭挞。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讽咏时弊、关心民瘼、揭露黑暗、抒发作者家国情怀。这类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结盟的作品往往具有感动人心的生命力，流传久远，能经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就成为人类文化瑰宝。例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承载的就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亡国之恨，晚清四大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当时失败的政治所催生的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文革”时期出现的“地下文学”也属于这一类型。每个时代都存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文学，成为对抗胜利的政治与国家文学的一种力量。
《切．格瓦拉》与《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两部剧本，其实都着力于阐释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种内在的、深刻而又紧张的社会关系。《切．格瓦拉》一剧试图阐释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贫富分化的两极结构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即人们通常说的“南北对峙”，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共鸣局限在新左及小知识份子群体当中；《这是最后的斗争》阐释的却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两极结构。中国社会时下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种种社会不公，在该剧中以切近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以触目惊心的形式展现出来。不少剧评认为这部被称作“中国反腐第一剧”的话剧，无论就其表现的内容，还是发出的声音，属于左派，因此表明左派登上舞台。
毫无疑问，在专制极权社会中，民众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正常管道，也没有公共表达的自由，文学作品与戏剧往往承载着民众的愿望，普通人借传播与观看文学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消费”着政治。12年前笔者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以及三四年前曾流行一时的反腐小说与反腐电视剧、电影，就是社会的“两极结构”在学术研究与文学艺术上的投射。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禁止，但一有机会就破土而出。《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剧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就是一例。特别是到了现阶段，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解旧秩序与重建新秩序的双重力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变得极其复杂，官方已难以达到全面控制。最近河北保定“官二代”李启铭（李一帆）校园飙车撞人后出语“我爸是李刚”，导致以“我爸是李刚”一语为主题创作的各类段子迅速红遍网络。
《这是最后的斗争》使用的话语属于左派系统，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中囯共产党政治与左派同源，使用左的语言系统抒发家国情怀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起了一种政治保护作用；第二，在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传播领域里，共産意识形态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早已沈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传播过程中使用这类语言，使演出者与受众间易于形成互动并産生强烈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