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具有讽刺味的照片，漂亮的居民楼前却是大片的鸡圈。农民上楼了，家禽不能上楼，如果稻谷、饲料、化肥、农具也上楼，那就是折腾。11月3日《新京报》不仅刊登了这样一幅图片，还刊登了《河北新民居工程收益多归公村民卖粮建新房被拆》的调查。
说直接一点，建设新农村就是让农民生活得更幸福，但事与愿违，不少地方建设的“新农村”不但没有让农民增加幸福感，而是多了忧愁和烦恼，甚至演变成了新苦难。
如今建设新农村大多没有按照“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个方面来。如果按照这五个方面来建设，当地政府就没有太多的收益。本来建设新农村，当地政府都要给予一定配套的资金，现在倒好，不但不给钱，还要从这里捞收益。一些地方在借建设新村来实施圈地大跃进。这也是当今一些地方官员逼迫农民上楼的真正原因。报道说，河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指违规，拟3年改造7500个村庄，将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超出挂钩指标1.2万亩数十倍。农民称改造获益没有返还农村，返迁楼质量差而补偿未兑现。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迭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这场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
事实上已经酿成不少悲剧，住着“豪宅”却愁米下锅的事早已出现。西安北郊麻家什字村242名农民纷纷盖起了“豪宅”，但不少村民却因没有后续产业断了生路。姚芳香住上了两层新房，由于把钱用在建房和治病上，花光了，迫于生计，带着辍学的孩子挖野菜。广东英德市高塘新村的42户农民就更是“爽死外母哭死女”。为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村民负下160万元的建房债。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由此可见，一些地方政府只要掠夺到农民土地就好，至于农民未来的生活和发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挖野菜充饥，欠一屁股的债，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只要城市光鲜，GDP增长，有政绩，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赶农民“上楼”。至于违法批地、损害了农民利益，那都不是大问题。四川简阳市长段成武因违法批地党内警告处分，调离市长岗位，一周之后又被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平调)，其理由就是有政绩。
新农村建设的旨意是为了农民和农村发展，但山东诸城的新农村建设是为了盘活农村土地——农民上楼，政府赚钱。李昌平说，如果全国都学诸城搞“新农民上楼运动”，至少可以节约村庄集体建设用地1.5亿亩。如果农民“宅基地换房”，这1.5亿亩土地就会落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腰包。以每亩价值30万计，总价值为45万亿，除去以房屋置换土地的成本，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至少净赚30万亿。正因为有如此大的诱惑，那些农民刚建的新房就得夷为平地，那些古老的乡村、有特色的建筑，也难以幸存。
“这不是糟践东西吗？”这是53岁的农民杜德清说的一句话，村里的房屋多数是2000年之后新盖的。他从2000年筹备建房，耗了整整7年心血刚装修完毕，却要拆除。一位老师的房还来不及装修就被强拆，而搬进所谓“新民居工程”的新房才一年就下雨渗水，墙皮脱落。“新民居工程”搞成劳民伤财的工程，非但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给他们带来灾难。这就是陈锡文说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大拆大建”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叠加迟早是要爆发的。所以必须警惕这种“新农村”成农民新苦难现象的蔓延，否则，就真的要出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