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最重要的大事是全国性的饥荒，各地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中共中央工作广州会议的目标便在于调整农业政策。毛二月里大都在起草一份农业计划，赶着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
毛要我看的那份“内部参考”是有关安徽为克服饥荒，在农业组织上所做的应变改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狂热支持者。到一九六一年春，安徽全省大约已有将近一千万农民挨饿，随后数月，上百万人饿死，几万人逃荒到外地谋生。曾希圣对大跃进幻想全部破灭，力求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在安徽，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土地，按实际产量记工分，也就是将田地分给个人耕种，田间的农活由个人负责，打下粮食分配时，还是大家分。因比，曾希圣认为这仍是公社化式的“社会主义”。这点在无锡时，已经得到毛的同意。
一九六０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讲话中提出，可以将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候实行的田间管理农活，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这新办法实行后效果不错。安徽的农产量上升。毛的广州会议草案中，未曾提到责任田制或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在三月十五日，曾希圣向毛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以后，毛表示，可以试验，并且说：“如果搞好了，可以增产十亿斤粮食，日子好过些。”曾立刻自广州打电话到安徽省委，推广责任田，还讲，已经通天了，放手干，不要怕。
事实上，会议上很多人对这个办法意见不一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长）。柯庆施对曾希圣十分不满意，安徽省委受华东局管，曾希圣直接通知安徽省委，没有事先同柯庆施商量，柯认为“曾目中无人，而且责任田是反公社化的手段，公社化才是社会主义方向”。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日了然。
一九六一年二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会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么改成黑猫白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和结束饥荒。
刘少奇的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于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
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会议中讨论通过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中未提到曾的责任田制，但因是以草案方法通过，预留了往后可以加以修改的空间。会议决定五月再重新召开，届时再做调查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在会议结束后便马上下去。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后，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异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看完这篇消息，直觉感到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政策会惹祸上身。表面上看来，这政策应该施行，如果将田地分给农民自耕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中国便该实行分田制。农业是中国的命脉，现在饿浮遍野，人民得吃饱肚子才行。大部分的领导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战胜贫穷，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中国富强康乐。这也是我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我视社会主义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今面临严重农业危机，许多领导人相信将耕地还给农民可以提高生产，而农产量的确提高时，更是大力支持。
问题是，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倾向于私有制，因此不是社会主义。此时共产党内因对社会主义定义和中国福祉为何的看法上，意见分歧。对毛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毛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公有、平等 ──也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有制。毛也清楚农民要的是自己有田。但他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
毛坚特公社化，无视于责任田制在提高农业指标方面比公社有效。他说：“还要那句话，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毛的话很明显，他之所以同意责任田，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并不是同意了之后就将田地包给农民个人或家庭长期自行耕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百姓枯瘦如柴，面容槁枯，营养不良，水肿更形严重，到处冷冷清清。这个会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年总计有一千万城市人口被迁至农村，以减轻城市负担，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领导下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情势非常黯淡。领导人依此更坚持他们的信念。陈云坚持责任田制。他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泽东手里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自然有了干饭吃。”
会中又修改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当时许多地方已经取消的公共食堂，在会中正式宣布解散。一九六二年又下放一千多万人到农村，工业、钢产量指标大幅度下降。但决定仍保留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又回到庐山。这次的庐山议程准备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业和农业。毛还说，这次一心开会，再不让任何人捣乱。
八月庐山会议，毛仍有有力的支持者。毛的忠实拥护者有柯庆施。此外，这时开始，林彪已经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展开学习毛主席思想运动。林不断利用各种讲话的机会吹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林又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湖北省书记王任重也是支持毛的人之一。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寻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也是毛的家乡）调查后，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
周恩来和朱德是不敢明确提出自己真正看法的人。他们唯毛的马首是瞻。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华南局第一吉记陶铸拿不定主意。他倾向于支持责任田，但主张只将全省农田百分之三十“借”给农民自耕。陶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陶铸问“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是同意包产到户的，说过：“工业上要退够（指政策上的降低生产指标和减少指标)。一切有利于发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至于邓小平，仍在重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说，这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则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毛自然不同意刘、邓的看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九六０年五月，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陈毅巧妙地说，这位元帅很善辞令，他对我说，很想见见你们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残酷无情的暴君。毛听了哈哈大笑说，很想见见这位元帅。于是二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
蒙是瘦小的老头，穿一件鲜红衬衫。毛与他握手时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和一位侵略者握手？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我们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你同一个侵略者握手，你不在意吧？”
蒙神色活跃，说：“不错，我写的回忆录中，曾对阁下有这样的评论。我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毛像个和气的老人家。今天我看见了，联合国大约认错了人。”
随后他们谈到战争和战争的冷酷无情。毛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于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去做什么，要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事物。”由此也可以看到毛对农业公社化的信念。
毛于一九六一年又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毛邀元帅和他在长江共游，但因蒙哥马利消化不良而未成行。
这次的庐山会议倒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毛很少参加会议，精神也不开朗，找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过一次话。曾将这四、五个月在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
有一大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
五年后，到文化人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证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