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市的平乐县最近为改善城乡风貌，强行向村民摊派粉刷房屋外墙的费用。事件曝光后，县长公开向民众道歉。就此，本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和曾在广东任职的前官员何先生讨论中国官员为面子工程向民众乱摊派，及事发后道歉等问题。
记者：“广西桂林市下面有一个平乐县，他们在实施改善城乡风貌项目过程中，强制要求村民出钱粉刷外墙。要改善城乡居住的环境被一个中央媒体曝光了。曝光以后，平乐县县委、县政府就开了紧急会议，还公开的道歉。这事情倒是不大。我想先问一下何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事呢？就是在中国县长公开道歉好像不多见是吧？ ”
何先生：“在我的印象里面应该讲很少见了。一般作为政府来讲，它要顾及到一个形象问题，就算做错了，公开道歉的方式也很少见。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应该也算一种进步吧。 ”
记者：“章先生您怎么看？ ”
章天亮博士：“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的官员，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他是有一个严格的区别的。比如说反贪污不能到政治局常委这一级。但是像下面县一级、乡一级、甚至县级市这一级，在媒体上曝光是经常会发生的。道歉这样的事情不但有，而且下跪的都有。当时四川发生地震之后，记不得是县长还是市长了跪在马路中间请家长不要去请愿。所以，我倒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但是道歉总比不道歉好吧。”
记者：“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中央媒体曝光了。给我的感觉是如果中央媒体不曝光，恐怕这个官员不会道歉。何先生您怎么看？”
何先生：“这也是实话了。如果没有监督的话，想让县长去做道歉应该也是挺难。一个是他们不一定意识得到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第二就算意识到的话，因为在我的经验里来讲，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和和稀泥就过去了。”
记者：“如果是老百姓反对很强烈的话，政府会道歉吗？”
何先生：“就看他强烈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像一般的反映意见，反映情况，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结果。但如果真到了死人那一种情况，那种情况就不一样了。作为当地官员他还是有一个责任问题，他还是会要怕承担一些比较重大的责任。”
记者：“章先生，这个事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的权利来源的一个问题？”
章天亮博士：“对，是这样的。其实按道理来讲的话，像西方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媒体是称为第四权的，它是有监督权。但中国的媒体是受宣传部控制，而宣传部是受党委控制的。所以某一个地区的报纸想监督这个地区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出来了一个词叫异地监督，比如说北京的记者去监督湖南是有可能的，或者山西的煤矿发生矿难了，记者去也可能去监督，也可能去数钱去了。那么又出了另外一个名词叫‘跨省追捕’。所以‘异地监督’也是比较有限的，中央媒体（‘异地监督’）的话，地方官员没法‘跨省追捕’，所以说它只能示弱。它示弱并不是向当地村民示弱，而是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这样中央级的媒体示弱。所以这种示弱你可以说示弱总比不示弱强，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记者：“那何先生？”
何先生：“应该讲有示弱的成分，也许在这些地方官员中也有一些人想干实事的，如果要示弱的话，他也不应该采取这种公开道歉的方式，可以采取别的方法，比如买通中央的记者们在当地不痛不痒的说一番话。所以，他如果能做出道歉的话，也应该讲说有些地方上的干部他们的确也是想办一些实事吧。应该这么讲。”
记者：“这个事还有一个细节是广西桂林市政府因为中央媒体作了报道，所以市政府开了通报会，县长在通报会上作了道歉，这可能也是桂林市的一个措施。章先生您觉得这是中国权利游戏的一个什么玩法吗？”
章天亮博士：“是，如果像何先生讲他如果有别的方法，比如说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中央媒体已经曝光之后就很难买通或把这样的报道撤出来，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过，怎么样才能够挽回损失。所以我还要重复我的观点就是他道歉并不是向老百姓道歉，而是道歉给中央媒体听的。中国的权力来源就是因为它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老百姓的意见并不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每一级官员都是上级任命的，所以说他只需要对上级，负责不需要对下级负责。所以说他道歉实际上并不是给下面看的，而是给上面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