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跟愤青有所接触的人就会发现，每个愤青的脖子上都有一条金灿灿的链子，一条时髦时尚的链子，那是相当的引人瞩目。这条漂亮的链子叫“爱国”，愤青戴着这条链子到处炫耀地拿给别人欣赏。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发乎于心，动之于情。只是我接触的很多戴着链子的愤青，对于我讲了几句不同意见的话，就动用了诅咒式的恶骂，我看到的恰恰是愤青不爱国，或者说还不懂得如何爱国。你爱国，首先是爱这个国家的主体——人，那些恨不得扒一个说了一点不同意见的同胞的皮，争食其肉的人，像暴徒一样，带着“文革”遗风，真的很令人恐怖。那些连人都尚且不爱，不会爱，还大谈爱国的人，真是太有才了。
经典的爱国愤青是一些只讲奉献，不讲获取的无我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诚然，粗粗地看，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这里的 “国家”是“国家”还是“祖国”，是政权还是文化共同体。如果是指前者，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公民与政府立约构成的关系，国家首先是为它的国民服务的“服务员”，我们爱它，是因为它为我们服务得足够好。除了人民的目标与理想，国家与政权应该没有任何额外的目标与理想；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更不应该有任何额外的利益，如果有这些额外的东西，我们就有理由问，这些额外的东西是谁说的？是谁想要的？是谁得到的？是谁利用我们弄到手的？
这样看，爱国并不是一种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或者说为了自由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个关系没有厘清，我们从何处去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经典的爱国愤青没有几个不是民族主义的，在愤青的身上，民族主义是内核，爱国主义是外套。内核裂爆，外套膨胀，两者常常形影相随，招摇而过，有时是很迷人的。
民族主义的极度自恋会变成一种精神病。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其作者弗洛姆说过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抵制与不抵制法国货的激辩中，愤青们身上的种种毛病都在这句话里得到了印证。愤青们如果以这种方式去爱国，其结果不是爱而是害。
30年前，中国社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人仰马翻，斗得伤痕累累，还觉得其乐无穷哩。
愤青们正是如此，他们不关注世界文明潮流的走向，一个个扮成“唯武器论者”，满嘴的“铁血腔”，整天嚷着打打杀杀，炫耀肌肉，要“有条件地与西方决裂”，
愤青就是这样，总是站在民族的高度来看中国问题。他们看到的问题总是“国际性”的，总是“有高度的”，总是有“预见性”的，总是有“方向性”的。因此，他们只看到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无视城乡差距日趋扩大；他们只看到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无视人均仍居世界百名之后；他们只看到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无视社会事业缓慢前行；他们只看到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无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转移视线于国外，不喜欢看国内的问题、民众的生活，上访、躲猫猫、毒奶粉、苏丹红这些 “小事”引不起他们言说的兴趣，觉得够不上拿到台面上来说。
愤青就是这样一群喜欢宏大叙事的人。他们只关心国家的未来与命运，“屁民”的事没有人感兴趣，无人问津，只有“外交无小事”。国际上一个小小的摩擦，一个外国元首的一句话也比得上国内民众的养老金没有下落更能牵动他们的神经。他们像一群“看门狗”，“看门狗”对于门内的事情可以毫不关心，以为跟狗拿耗子是一回事——多管闲事。他们的职责是对门外的一切保持警惕，哪怕是有人走过轻微的一声咳嗽都值得拿来讨伐一番。
这种无视国民的福祉，一心想把国民引入战火纷飞之中的做法，当然可以成就愤青们的“英雄梦”，但遭殃的肯定是普通民众。中国难得30年安稳的日子，他们像是觉得太平盛世已久到无聊了，久到活得不耐烦了，非要整出点事来，才算是有“选择压”。这都安的什么心哪，在我看来，无论多么宏伟的蓝图，多高蹈的口号，也不能瞎忽悠别人去送命。
愤青有一腔热血，但一腔热血就像一把火一样，可以煮饭、取暖、炼钢、拒敌，但用得不好，也可以把大好的财富付之一炬。鲜红沸腾的血在燃烧之后，会变成死灰一堆，像炮灰一样冷寂可怖。
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愤青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失控，将是灾难性的，这已经是有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所以讲，热血青年是最可贵的，也是最危险的。不是我不相信青年人，而是害怕青年人助纣为虐，而且青年人容易助纣为虐。如何让这一把熊熊大火造福而不是造孽，每个人都有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