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妇女观看红色高棉牺牲者展览
转眼30年过去了。“红色高棉”已成为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历史名词， 在它恐怖统治之下的全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曾经造成柬埔寨700万人口当中约五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处死、饿死、累死、病死的，仅埋人坑就有2万多个。
我在网上看到一幅照片，一位金发少女独自站在一堆骷髅面前，那是柬埔寨当年的“杀人场”，如今已变成旅游资源，累累白骨化为风景，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不知道那位少女那一刻会有怎样的感想？
农谢曾是“红色高棉”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领导人，在他们治下之所以发生针对本国同胞的大屠杀，不是因为种族冲突，或者宗教争端，而是一群自以为掌握了世上绝对真理的人，要按他们的理想模式一夜之间造出一个完美社会，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标，他们不择手段，包括诉诸暴力、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从1975 年到1979年，在三年零八个月中，货币被取消了，正常的商业、贸易被废除，邮政、电信甚至医院都被关闭，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不许有私人财产，连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允许，婚姻要由组织上安排，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正规学校也停办了，书籍乃至一切印刷品都成了违禁品，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宗教活动被禁止，除了革命歌、革命舞，其他歌舞戏剧都被取缔，男女老幼集体参加劳动，集体到公共食堂就餐，实行按需分配，全体人口被分为“旧人”和“新人”，占领金边前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区人口作为“旧人”，监管知识分子、僧侣、工人、商人、市民等“新人”……这就是他们要建立的完美社会。其结果就是，一个盛产大米的国度，大多数人民只能勉强喝上稀饭，整个社会陷入恐惧与颤栗之中。为了防止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开动高效的暴力机器，不仅随意处死政治上被他们贴上标签的人，而且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以保持政治纯洁性，最多的一次处决了近10万人。
他们点燃宏大的乌托邦之火，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堂，带来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思想变态，一次理性的扭曲，它在根本上无视人的天性、产权、家庭、基本的伦理价值等，而且完全蔑视人类文明，反知识，反文化。他们用暴力为乌托邦开路，将乌托邦制度强加在一个社会头上，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转，又动用大规模的暴力。这是人类的一个大噩梦，强制的乌托邦曾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过深重灾难，柬埔寨只是其中一个微缩样板。尽管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比例来看，那块土地上发生的“自我灭绝的屠杀”，已经足够骇人听闻。
波尔布特死了，风烛残年的农谢终于被送上审判席，他否认自己对于100多万到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有任何责任， 认为这是有人把罪名强加在红色高棉政权的头上。我们可以说他至死不悟，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悲剧，他被20世纪红色思潮所裹胁，陷入激烈、嗜血的乌托邦神话迷雾中不能自拔，那些惨绝人寰的指令未必是他下达的，尤其是在波尔布特的绝对权威之下，他该负的责任很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无疑他有着一份推卸不了的责任，正是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同谋的支持，波尔布特才有可能为所欲为，农谢今天站在法庭上，本质上乃是为那段噩梦般的历史承担责任，真正的被告决不只是他一个人，也不只是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帮凶。最大的悲哀在于农谢几十年后仍没有反省，没有忏悔，没有从噩梦中走出。
岁月的烟云卷不走历史的伤痛，这个噩梦不仅是属于柬埔寨民族的，也是属于人类的，因此这次审判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是一次法律的审判，更是一次文明的审判、历史的审判。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场迟到的审判，只具有象征性，而不能给施暴者、犯有滔滔罪行的人以真正有效的惩罚。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第一，审判是对人类价值、文明底线的一次庄严重申，是对全世界的一次正告，告诉世人，任何人为的灾祸、杀戮总有一天要受到追究，肇事者一定要送上审判席，接受全体人类的审判。最大可能地肯定和张扬人性本身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任何人都不能用哪怕是极为堂皇的理由，任意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对于那些灭绝人性、践踏了文明底线的人，必须给予历史的制裁，审判本身只是恢复人类正义的一种形式。
第二，审判是一次直面历史真相的机会，至少给了人类又一次警醒和反省的机会，人只有在过去的教训中才能找到方向，保持自我清醒。清理历史，就是为了预防人类重蹈覆辙，审判唤醒的是历史的记忆，指向的却是今天和未来。
第三，迟到的审判，提醒我们再次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和道路，我又一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的那句话，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