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我上了家乡的中学。那时小学考初中三取一，当个中学生也挺不容易。第一次迈进这古老的校门，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被编在初一（4）班，学号排在第五。上课时，先生（那时小学称老师，中学称先生）一到教室，班长就喊：“立正！”全体同学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待先生行过礼，同学方可坐下。然后先生手持点名册点起名来。接着就开始讲课了。下课后，我出于好奇，翻开点名册一看，发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下面都有小字，类似古书中的批注。我当然首先注意自己名下的小字是“地自”二字，感到非常诧异。翻遍全班名字下的小字，只有蔡修明同学跟我一样。我与他仔细推敲了一下，原来两人家庭成分都是“地主兼自由职业”。这“地自”不就是家庭出身的简称吗？再看看其他同学名下的小字，有“地”字的，有“富”字的，有“小土”的字，有“工”字的，有“工商” 的，有“小商”的，有“贫”的，有“中”字的，有“市贫”的，有“革干”的，有“商地”的，有“地商”的……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当时我不到十二岁，思想单纯，如同一张白纸，先生又不加以解释，我不知道点名册里隐藏着什么奥妙玄机之类。还天真地认为先生教书，学生读书，与家庭成分有何相干？
以后，我慢慢悟出了一点门道。这点名册上每个名字下的小字，主要是提醒教师，关顾每个学生的家庭成分，做到心中有数。当有的先生叫到“工”“贫”之类的学生名字时，他的脸蛋上总带着一丝微笑；当叫到“地”“富”之类的学生名字时，他的脸蛋便一下子沉了下来，甚至于出现了鄙夷的表情。当然也不全是如此。有的先生还是秉持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传统信条。晚自习时，先生个别辅导则更有许多门道。对“工”“贫”之类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对“地”“富”之类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先生爱理不理。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先生对待学生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后来才知道，这是模范执行阶级路线的表现。那些对待地富子弟与工农子弟有着天壤之别的教师，才是千正万确的。1954年暑期，全省中学教师集中在杭州上天竺搞思想改造运动。出身于剥削阶级、有各种历史问题的教师心有余悸，只怕扣上同情剥削阶级子女的帽子，对自己不利；于是他们对待学生宁左勿右，这才是最安全的作为——饭碗毕竟是最重要的。
第一学期，班干部照例是班主任指派的。我本想，他们肯定都是学习成绩优秀、道德品质高尚，且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学生。以后我才慢慢发现，班干部的首要条件，家庭出身必须“苗红根正”，绝非来自剥削阶级家庭。特别是班长、团支部书记一定是革干、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子弟。我慢慢懂得，剥削阶级子女一进中学大门，便打入了另册。接着是争取入团的问题。班主任说了，要当革命接班人，就必须加入革命的组织。共青团（当时称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作为年轻人要想上进，唯有入团一途。校领导说了，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要想入团，必须叛变本阶级立场，方可加入。当时学校里树立了一个典型。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此人带头揭发其父的“不法”行为，其母怕得要死，吓得要命，便投井自尽了。她下狠心切断与剥削阶级家庭的一切联系，只身搬进校内女生宿舍。因此入了团，并任学生会文娱部长，以后考上大学，成为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模范人物。
学期开始还要评定人民助学金。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先要填表格。除了家庭收入状况外，家庭成分一栏尤其重要。如果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家庭，当然是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对象；要是地富子弟，他们家长不是人民的范围，即使最困难，也享受不了人民助学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班有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在青海劳动改造，母亲没有工作，兄弟姐妹共有四人。他是绝对享受不到人民助学金的。幸好他有一个好心的舅舅，每月从上海寄来12元钱生活费，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对我说，家中每天都是三顿稀饭就咸菜；一到校，肚子就空荡荡的。难怪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瘦弱的身材菜色的脸。
我们每一个学期都要评选“三好生”。首先必须政治思想好。作为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想要当“三好生”，必须与反动家庭划清阶级界线。我班有一名女生，她的父亲跑到台湾去了，属于“人还在、心不死”的一类。她想：“我怎么能划清与反动父亲的界线呢？”突然该生灵机一动，下个狠心，当众将自己的右手食指咬破，在白纸上写血书：“我决心与反动父亲一刀两段，跟定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尽管她学习成绩优秀，体育能达标，就是政治思想卡住了。组织认为，她写血书只是一时冲动的表面行为。思想改造对于反动家庭的子女来说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甚至是脱胎换骨的一场革命，不是一事一时能奏效的。三好生当然没有她的份。因此，她哭了好几天。
要命的是升学考试。解放以来，学校从不公布升学考试成绩（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变），考生都蒙在鼓里。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家母在该校当职员，内部打听到的）考上中学的；但到1957年考高中，却名落孙山。“初绽花遭劈面雨，开航船遇打头风”。我大哭了一场，感到非常委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挫折。当时家母已被迫退职，家父跑到教导主任处了解情况，答复是成绩不佳。我对此一直表示不服。四十年以后，我与班主任交谈，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当时上头有政策，像你们一类地富子弟是不能进高一级学校的。”1954年时，大批工农子弟还没有来得及上中学读书，地富子弟尚可充数；三年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后，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连初中也上不去了。我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就这样被残酷地剥夺了。而那些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地上了高中，最终登上了大学的殿堂。这就叫“学校的大门永远向着工农子弟开放”。
就是上了大学的学生，又分三六九等。工人、革干、贫下中农，且社会关系清白者可上北大、清华等高校；中农、小土地、小商之类只能上一般大学。在一次初中同学会上，一个上了一般大学的同学道出了内情。他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但父亲做过地主的“狗腿子”。尽管他读书成绩不错，却不能上重点大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看见了自己的档案。其中明白无误地写道：“经过政审，该生可以在一般高等院校就读。”
过了两年，尽管我还不到十七岁，却有点少年老成，知道自己再在家乡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条。1959年七月，便毅然决然打起背囊，跟随与我命运相同的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北，去寻找活路。那里地广人稀，正在搞大建设，需要人材，对阶级路线没有这么多的讲究。家父正在兰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成天埋在故纸堆里，对于我的一切都还蒙在鼓里。打开寓所的门见到了我，劈头就问：“你干什么来了？”待我将来龙去脉讲清楚，他才将我带到高考报名处，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考试，还被高等学校录取，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
哪里晓得，才摆脱了点名册的阴影，却又遇上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非常时期。我亲历了西北大饥荒，尝够了饿肚子的滋味，目睹了饿殍遍地的景象，才读懂了 “一穷二白”的中国。刚到兰州，父亲领我上一家饭店吃饭，桌上摆着一碗韭薹、一只杂粮馒头，连汤都没有，令来自江南小康人家的我怎么下咽？以后才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吃食。
到了自己就读学校的学生食堂，开始领略了什么叫饥饿。每顿饭除了三两光景的杂粮馍馍外，就是一碗汤菜，里面飘着几片甜菜叶子，还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吃了几顿后，肚子里的油水耗尽了，饥饿感便油然而生。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竟然成天饥肠辘辘，头昏目眩，脚踝浮肿，迈不开步子。那时正遇上国庆十周年，报刊上长篇累牍地宣传“三面红旗”的巨大胜利，工农业生产取得的“丰功伟绩”，藉以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谰言”。记得我们游行时，嘴里唱着“棉如山，粮如海”的歌曲，却无法走完四五里路。大家回来时已腿脚酸软，筋疲力尽；还得批斗一位“右倾”老师，为的是他说了一句“碗里只有七根面条”的大实话。
我还遇到了更糟的事。有一天早餐打饭的时候，我摸了一下钱包，发现饭票不翼而飞。我只好向伙管部门预支了下月的饭票，吃饭更要勒紧裤腰带了。事后才发现，想不到做小偷的却是平素与我要好的同学。他竟动起了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歪脑筋。这位前志愿军师侦察参谋趁我深更半夜睡熟的时候，将我的饭票掏走，满足了他的胃口，这下可苦了我的肚子，饿得我几次眼冒金星，昏死了过去。而这个同学还偷了食堂里的馍馍，被记过处分，于是离开了学校。听说他以后沦为流窜作案的罪犯，锒铛入狱，不知下落。
然而比起叶明恕先生来，我还算是幸运的。他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教授门下的研究生，个头不高，但很精干。先生的神奇之处是将枯燥乏味的语法课讲活了。课堂趣味横生且井井有条。只因为他平素一心埋头业务，钻在他的小房子里备课写文章忙到深夜，领导认定他走“白专道路”，一纸令下便发配他去学校农场劳动。当时一般人都吃不饱，农场里条件则更糟；加上劳动强度大，他的身体日见消瘦。有一天傍晚下工时，这位才华横溢年仅三十岁的福建小伙，一头栽倒在地埂边再没有起来。事后我才知道，叶先生还没有结婚，他的未婚妻听到这个噩耗将会如何……
尽管学校里学生的粮食定量每月一度只有20斤（包括层层盘剥），2小两油（旧制16两一斤），尽管我们也吃过玉米芯、柳树叶之类代食品；但比起最底层的农民来，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当时甘肃农村许多人民公社的社员每天只供应连皮带壳的“原粮”二小两，同时还须参加各种各样繁重的集体劳动，忍饥挨饿的悲惨情景可想而知。西北黄土高原到处是童山秃岭、成片的盐碱地，野菜草根是最好的食品。肚子空空，社员们只好以榆树皮、柳树叶充饥。但吃下去以后却拉不下来，其痛苦之状不可言传。我见过许多皮包骨头、衣衫褴褛的饥民，除了眨动的眼睛以外，几乎与骷髅一样。有许多饥民死了以后无法埋葬，因为他的家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掩埋亲属？
于是鸠形鹄面的饥民，只好成群结队去城市讨饭。当时饭店里乞丐比食客多得多，发生抢饭现象，乃司空见惯。在沿途铁路线上，到处是逃荒的灾民。他们乘客车没钱购票，只好趴在货车顶上。寒冬腊月遇上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有多少饥民被活活冻死。我几回回亲眼看见铁路工人从火车顶上扔下不计其数的僵硬尸体。这种场景真是惨不忍睹！甘肃有个通渭县，饿死了三分之一差不多，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案。当时甘肃共有14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一百多万，全国的情形就可想而知。要知道“非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1962年，农业生产有了明显好转。夏天麦收还没有等开镰收割，那些迫不及待的饥民就偷偷地捋下麦穗里的颗粒往自己的嘴里送，肚子装饱了嘴里还想吃，最终活活胀死！
这种苦难一直持续了三年多。民以食为天。随着光阴的流逝，多少往事都已忘却；唯独饥饿的岁月，许多人还刻骨铭心。七十年代头几年，农村大搞忆苦思甜。所谓忆苦者，是忆旧社会之苦；所谓思甜者，是思新社会之甜。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领导让贫农王小二上台忆苦思甜，他先忆了民国十八年的苦；说着说着不觉漏了嘴，竟忆起1960年的苦。“那叫实实在在的苦啊，连草根树皮都吃得完完的！哪有咱社员的活命？”台下喊起了“打倒王小二”的口号，他才摸摸光脑壳恍然大悟地笑了。事后这个贫下中农社员差点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幸好他是八辈子苦大仇深的独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