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的变故发生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父亲接手当家时，家里有三四十亩地。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很快摸清我们家的底细：当地首屈一指的土墙瓦屋，仓里有粮，罐里有油，圈里有猪，不仅土地多，而且雇长工、请短工。雇工就有剥削，剥削就是地主。工作队发动群众诉苦，将我父亲批斗一阵，理所当然划为地主。更要命的是父亲还有二房，便被认定为霸占民女。于是这个只会读诗文、从不与人红脸的文弱书生被定性为地主恶霸。
民兵一绳子把父亲捆到官渡区公所关了起来。在关押的几天里，由家住官渡的一个姑姑每天给父亲送饭。老家干沟自然村的村民，念及我父亲乐于助人、兴办学堂，便经过商议，利用送公粮到官渡镇的机会，联名具保我父柯大本。区公所派员核查后，居然接受民意，把我父亲放了。
可是不久，乡政府又派民兵到我家，命我们一家人到堂屋集中，将父亲单独另关一个单间，由民兵持戒专人看守。土改工作队在堂屋向我们一家八口人郑重宣布：瓦屋房没收，上山住岩洞去。并要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然后民兵从我家拿出一口原来煮猪食的破锅，一个背篓，一钵没吃完的“合渣”，还有一口袋苞谷皮磨成的粉子（我家原来喂猪的），命令我们立即走人。
在民兵的监督之下，我们一家来到离家十几里的一个无名山头。我们离家后，父亲在村里被群众大会斗争过几次，最终由我母亲陪斗之后，被押送到官渡区公所。不久被判刑，解押到沙洋劳改农场劳改。后来的事实证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因没留在本乡，却因而留下一条活命。刑满后父亲不想回老家，一则有愧于自己的过去，无颜面对一家7条冤魂；二则从心底感激劳改农场依法办事，让他保住一条性命并获得新生，便决意留在“新人队”。
我妈被撵上山之前设法带了火种，那口破锅能把野菜和少量苞谷皮煮熟，一家人就在山上暂活下来。可是没两天，又一批民兵上山通知：马上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大本，柯艾氏（我小妈）下山陪斗。小妈以自己女儿尚幼，不能久离为由，宁死不下山。民兵们也还通情达理，就要柯曾氏（我妈）下山陪斗。不幸的是，他们发现我们居然还能生火煮菜、搭棚避风，日子过得还蛮“滋润”，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们那口破锅砸了，留下两个民兵把我们一家撵到一个叫“磨棹地”的更高、更荒凉的山头上，那里周围十几里没有一人。我妈知道那个地方荒凉，已经预知我们家只有死路一条了。被带走陪斗前妈妈悄悄对我说：“玉泉，你机灵，懂事，不要一家都饿死在那个山上，悄悄投奔你外婆去吧。他们是贫农，兴许会给你一条生路。”说完，我妈按照民兵吩咐，到山下去陪斗。
那时我虽然只有11岁，却有一个坚定信念：活命。在两天都没进食熟野菜的情况下，我沿着一条“毛狗路”去寻找下山陪斗的母亲。在一块庄稼地的小路上，我瞧周围没人，用最快的速度揪了几把菜豌豆角塞到嘴里，三下五除二把肚子填饱了。至今回想起来，那些生豌豆角真好吃。吃饱之后，恢复了些气力，再往前走。
突然，发现我母亲躺在路上。赶紧过去一看，母亲的白眼珠翻出来了，睁得大大的，怎么叫她都不答应，推她，硬邦邦的。原来妈已经死了。我连眼泪都没有了，害怕周围有人发现地主崽子同情地主婆。我深深望了一眼妈妈，为了逃命，朝外婆家的方向一步一回头地走去。下坎之前，我屏住呼吸，回头看了妈妈最后一眼，算是与慈母永别。傍晚我终于到了外婆家。外婆为我妈的惨死，且不得收尸，搂着我哭了又哭。其实，那时“磨棹地”还有外婆的骨肉，是生是死，外婆竟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她把家里仅有的三个鸡蛋煮给我吃，似乎不仅是对我的补偿，更是对女儿亡灵的祭奠。我当时几乎只有生理需要，狼吞虎咽地吃下鸡蛋之后，胃里一会儿就像满锅开水在翻腾，难受极了，很快就全部吐了出来。上山之后吃的都是野菜，料想胃里接受不了这样多的蛋白。
在外婆家躲了几天，漫漫调养过来，有了些精神。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互助组轮到在我外婆家干活，他们发现外婆家藏了她的外孙，一个地主崽子，立即报告村领导。领导不敢马虎，严肃警告外婆：“你是贫农，怎么能丧失立场，弄一个地主崽子在家里？赶快走人，否则，后果自负！”外婆一家老实巴交，不敢不听村长的话，只好要我去投奔家住官渡附近的一个远房二伯。此后，我成天东躲西藏，或给别人做“抱儿子”（养子），或当零工，或当放牛娃、小猪倌，凡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都干过。目的就是混口饭吃，我知道我必须活下来。
几经人生周折，我终于长大成人了。我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却见字习字，不断温习，一般常用文书、写个书信之类的，难不倒我。我勤奋老实，一米七五的个子，经人撮合，二十岁便与同为反革命劳改犯的女儿，一个十分可人的姑娘结了婚。
岳父蔡明宝的刑期早满，已经是“新人队”的队长。他得知农场需要新增劳动力，就为远在家乡的女儿女婿报了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岳母便从竹山来到千里之外的沙洋农场，并且成为场里的正式农工，与“新人队”的父亲、岳父同在一场，时有见面。如今一晃将近五十年了。十多年前，我的二儿子从警校毕业后，也分到沙洋农场，当了干警，现在已是三级警督，副科级干部。我早已从沙洋农场退休，每月千元退休金，妻子因病已随父母先我而去。
对于六十年前的那些事，我常常提醒自己不去想它，也想不清楚。也许是年纪大了，我总是魂牵梦绕千里之外的那块“磨棹地”，因为那里有我一家饿死的七个亲人。他们是三十七八岁的母亲、三十挂零的小妈、十四五岁的金花和银花、幼小的奶女儿、六七岁的如意和随意。
不知道我悄悄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在“磨棹地”究竟又撑了几天。小妈既缺乏山上生活的经验，又缺乏足够的勇气，说不定她在孩子们之前便已离开了人间。如果小妈真的先幼儿而去，在荒无人迹的“磨棹地”，剩下的五个孩子将在怎样的恐惧和煎熬中度过自己短短的余生？还在官渡的时候，我曾想知道，他们的尸骨是不是当时就被野兽吃掉，或者有幸被人掩埋？终于我没敢问。
几十年之后的上个世纪末，我回到阔别将近五十年的干沟自然村。依然健在的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磨棹地”七口，很快就在原地饿死，尸臭顺风而来，当地政府不几天就指派地主分子就地掩埋了。我现在甚至想知道，那些利用公权，驱赶妇女和儿童上山，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为，可曾受到过追究？当事人后来对此可有几分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