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牛顿，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比较经典的譬如“牛顿与苹果”、“牛顿请客吃饭”。前者几乎人尽皆知：一个苹果落到牛顿头上，结果“砸”出了他对万有引力的最初思考。后者则频频出现在各种励志类型的说教之中：牛顿请客吃饭，因为痴迷于实验而忘乎所以了，客人倒也不见外，左等右等不见主人踪影，干脆先大快朵颐而去，等牛顿从实验室出来，看见满桌杯盘狼藉，连声感叹自己记性太差，吃过饭都忘了，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这两个故事是否为真，众说纷纭。不过，它们对牛顿善于思考和做事投入的性格特点的描述相当传神却是不假。
在中国，牛顿还有一个历久不衰的传说——他晚年投向了宗教的怀抱。（这一传说始于何时何地何人，笔者尚未加以详细考证。第一次听说，约莫是在20多年前的初中时段，但其源起显然应该早很多。）与前述两个故事不同，这一传说要有鼻子有眼得多。其前因后果，很多地方是这样讲的：行星围绕太阳运转需要一个与轨道相切的速度，但这个速度从何而来，牛顿没能从科学上做出解释，因此，在晚年只好把它归之于上帝的“第一推动”。最为搞笑的是，这种说法之后通常会有一个“唯物无神论式”的感叹，大意是为牛顿感到惋惜：要是他学点唯物辩证法就好了，就不至于滑向唯心主义宗教的泥淖了。当然，无论这一说法本身，还是其后的感叹，都是极度缺乏历史感的想当然。
二
有关“上帝之手”的“第一推动”，牛顿的确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写于1692年的一封信中，牛顿说：“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单单出之于某一个自然原因，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的推动。”这应该就是“第一推动”的由来。
信是写给一个叫本特利的年轻人的，这个年轻人刚刚30出头，正被一件大事所困扰。1691年，伟大的罗伯特·玻义耳去世了，他是近代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当时英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临死之前，玻义耳留下遗嘱，其中特别安排了一笔每年50英镑的费用（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用来举行一系列布道， “反对臭名远扬的不信上帝的人，即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偶像崇拜者、犹太教徒和回教徒”，但“不要涉及基督教徒自身中间的任何争论问题”。本特利是首任布道人，年纪轻轻即担此重任，既是光荣，更是挑战。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就一些重大问题向权威请教，肯定是必要的。基于这样的目的，本特利言辞恳切地向牛顿发出了求助信。显然，在本特利看来，牛顿所构建的体系，在证明上帝存在的问题上是充分而又显而易见的，恰好能够完美地帮助他达到遗嘱的要求。道理很简单，牛顿的体系揭示出了一个和谐运转的宇宙，而这除了说明造物主的仁慈和智慧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牛顿没有让这位年轻人失望。首先，他毫不犹豫地肯定了本特利对自己的体系在宗教上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进而对其提出的技术问题作出了详细而且热情的回答。从本特利后来写给牛顿的信来看，他的收获颇丰，因为布道的结果非常成功。
此时，牛顿虚岁50，愣要说他已是“晚年”，好像也无可厚非。虽然他人生事业的第二春尚未开始，而且他活到了75岁。（1696年，牛顿离开剑桥三一学院，到英国王室的铸币厂任职，并在新职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直至去世。）问题是，在此之前，牛顿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无神论者吗？
三
牛顿是一个天才，不过，他之所以能取得惊人的成就，也与他的勤奋和仔细息息相关。前述他请客吃饭的故事未必为真，但发生在他身上却是完全可能的。此外，“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大俗话在牛顿身上也有很好的体现。他非常喜欢记笔记，内容广泛，既有做某事的详细安排和规划，也有日常的所想所思。因此，除了公开的出版物和一些信件，牛顿死后还留下了大量手稿。幸运的是，这些手稿很好地保留到了现在，所以与其他人比起来，我们对牛顿的了解可以更全面更完整。 1936年，凯恩斯拍买到了牛顿手稿的一部分，拜读之后，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感叹道：“牛顿不是（科学）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神秘术师中的最后一个（Newton was not the first of the age of reason. He was the last of the magicians, the last of the Babylonians and Sumerians）。”凯恩斯的比喻表明，一直以来，牛顿几乎被无神论者塑造成了理性和科学的化身，但是，真实的牛顿远比这种的形象要复杂和有趣得多。从内心深处来说，牛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学者。因此，终其一生，不是数学和天文学，而是神学才是牛顿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
大约从少年时代开始，牛顿就开始了神学上的思考，这个爱好伴随牛顿直至生命的终点。有传记作者认为，牛顿的这个爱好，部分地可以归因于继父的影响。（牛顿是遗腹子，继父是一个虔诚的乡村牧师）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不过，即便没有这层关系，考虑到彼时彼地的情况，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一个从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对宗教具有浓厚的兴趣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牛顿留存下来的手稿中，有关神学的超过三分之一。阅读《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我们通常会叹服于牛顿的缜密和细致，而同样的东西在他的神学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尽管它们中的大部分牛顿从来就没有公之于众的打算。牛顿对神的看法与当时英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宗教信念有较大的分歧，这是他为什么刻意隐藏自己在神学上的思考的原因。因为牛顿知道，一旦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谨慎，会给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带来不必要的损害。在大概写于1681年的一篇文章中，牛顿依据《圣经》，论述了上帝创世的计划和过程，其中的诸多细节描写繁琐但井井有条，足以见证作者所花费的心力和精力。因此，像“无神论”这样的字眼，在牛顿眼中，只会是一个贬义词。在一份手稿中，他毫不掩饰对它的厌恶：“无神论使人感到它的荒唐可恶，以致从来就不曾有过多少追随者。”接下来，作者列举了众多他认为能够无可辩驳地证明上帝存在的事例；最后，全文在只能从最虔诚的信徒那里听到的颂扬上帝的词汇中结束。
有些牛顿的传记，致力于证明牛顿在宗教上的兴趣和内心深处的神秘主义情结，与他取得的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之间，存在正向的关联。从上面简短的讨论中得到以下的结论，我想不至于引起太大的争议：牛顿将行星的运动归之于上帝，不是因为无法解释其成因的无奈，反而是多年来精心思考的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
所以，牛顿晚年没有投向宗教的怀抱，因为他一直就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