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 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27】。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 1214亿斤【28】，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
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29】，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30】。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31】，“一天吃五顿也行吗”【32】，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33】。”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倒，连夜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34】。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在饥荒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终于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了。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 “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35】。”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36】，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37】”，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27】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引自杨继绳《墓碑》
【28】同【27】
【29】1958年2月22日《中央转批一个重要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0】《祸起中原》，杨继绳《墓碑》
【31】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32】《毛主席到了徐水》，《日人民报》1958年8月11日
【3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4】庐山会议其实是部非常喜感的宫廷剧，限于篇幅不作介绍，详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5】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6】《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毛泽东遗物事典》饮食起居篇
【37】王光美《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