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开设的工厂今年来发生连串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公司此后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有中国企业界人士认为，这标志中国进入了“后富士康时代”，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上涨。就此本台记者石山邀请美国华盛顿某投资顾问公司的丁力博士和原广东某市政府官员，现旅居海外的何先生讨论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
记者：“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说‘中国现在农民工的工资这些年增加非常快，会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变化’。他把这叫做‘后富士康时代’。当然富士康不是一个原因，但他把它作为一个可能是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些其他变化的标志。先问一下丁先生，劳工工资增加对中国整体的经济会产生一些影响，您觉得中国有这样一个趋势吗？”
丁力：“这个影响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卖出东西，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较廉价的劳工。如果中国社会整体的劳工工资往上浮，对于那些沿海的出口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成本的上升。”
记者：“对，这个影响很直接。”
丁力：“当然为什么现在劳工的成本要上升？富士康事件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比如国务院今年也出台了一些文件，叫不要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花钱买稳定。”
记者：“我想问一下何先生，您在中国接触过很多企业，您怎么看农民工工资上升的问题呢？”
何先生：“农民工工资增长，从绝对值上来讲的确是不断地在增加，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再看深一层物价的增长，事实上农民工的收入就算目前的标准来说，它是跟十年前是相差不了太远。举个例子说，十年前在广东的最低工资大概是四百到五百之间，一般能够拿得到的也顶多七百、八百。现在基本工资大概七百多，按照平均现在拿到一千一百、一千二百。这个水平其实跟十年前的生活水平，同样是用这些钱，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房租、生活费（以外）基本上所剩无几。十年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所以，实际上经济增长对这帮人来讲，得益并没有真正体现。”
记者:“丁先生能给我们从经济学上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吗？”
丁力：“对于劳动力的工资从经济理论来说，何先生讲的实际工资，就是如果扣除通胀因素，并没有增长。如果实际工资真的增长了，对劳动力来说其实是反而会增加失业，对厂商来说确实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很多的工厂不可能给你付这么高的工资，那干脆就不雇你。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处于两难的境地，就是如果工资高了，企业出口就会受打击，那么在短期内就会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工资低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记者：“对，（如果）农民工的工资太低了，可能农民工也不愿意去打工了。广东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都有所谓的‘农民工荒’的问题，对吗？它也可能反映了工资太低的问题，请问何先生？”
何先生：“我感觉在大陆基本工资的水平是人为地压低了很多，真正的应该得到的收入是被人为地压低了很多，造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进来。说实在的，等于是财富的转移。”
记者：“转移到哪里去了？转移到外国消费者那里去了？”
丁力：“没有错。通过政府最早期人为地把基本的劳动者的薪水往下压低之后，自然地实现了这种财富的转移。现在往上增的时候，人家也不愿意。这变成了什么呢？就像涨工资涨高了，它必须要考虑是不是高了之后竞争力不行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
记者：“丁先生，现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口的红利期已经结束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
丁力：“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畸形的模式，人口倒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过分地依赖于这种靠初级的、廉价的出口品来支撑。但是这种模式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照道理，一般的国家都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应该是在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一些本国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的，而且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那些行业。中国经过了这么几十年之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体系。”
记者：“所以广东省提出了一个叫‘腾龙换鸟’。何先生广东这种做法现在成功吗？”
何先生：“这种思路的确是一个很老的思路，只是到目前为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能很成功的走出来。”
记者：“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政策就能成功的转型，对吗？”
何先生：“对，这不是人为因素引导一下就能够出来的。人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恰恰在这点上面，大陆现在对人的限制是最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记者：“谢谢！”
您刚才听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美国某投资顾问公司的丁力博士和原广东某市政府官员，现旅居海外的何先生讨论中国农民工工资上涨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