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非正常死亡，当地政府不去调查死因，反而首先将死者尸体抢走，控制在自己手里，以此来维持他们所要的“和谐”稳定。这种公权力“抢尸”丑剧，已不新鲜，而广为人知者，前有湖北“石首”事件，今有湖南常德警方抢走自杀的李连枝老人的尸体。
今日地方政府之强势，恐怕是几千年来之未有，他们有强大的城管、民警，也有雄厚的财力，为什么如此害怕一具尸体？当然，有人会这样说，地方政府如此做乃不得已，是为了保一方的稳定和平安。确实，在中国社会里，有拿“死人”压活人的传统，死者家属抬尸控诉，会使强势一方陷入道义困境。自杀以及“挟尸”抗议强权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存在，是因为中国的无权势者得不到公平的法律保护，这只是无路可走的弱者武器。一个办事公道、公信力强的地方政府是不应惧怕任何一种抗议方式，包括“挟尸”，凡事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解决。连一具尸体都害怕的地方政府，多半是心虚，他们对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处理事情是否公平，尚有自知之明。
但此事让公众气愤的是：李连枝老人的家属还并没有“挟尸”闹事，“挟尸”只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推测。常德市政府就派出警察，预先将尸体抢走。-----如此“防患于未然”，哪里是在维护稳定？分明是在增添不稳定的火药。照此逻辑，怀疑谁可能拿菜刀砍人，是不是就派警察将他家的菜刀没收？这样做，恐怕是史上最为荒诞、僵化和非人性的执政方式。
地方政府派警察“抢尸”这种旷古未有的“壮举”一再出现后，甚至有人打趣道，应该增设一新的警种专司“抢尸”。公众之所以对公权力“抢尸”如此愤怒，是因为这一行为已突破了天理、人情和国法的底线。
首先说天理。尊重尸体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遵循的基本底线，即使是两国交兵，往往胜者一方也允许对方来掩埋、祭奠战死在沙场的士兵。希腊神话中，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尼刻斯被杀死，国王认为其背叛国家，下令将其暴尸于城门，所有的人都不许收葬，违反者一律乱石砸死。-----可见古今中外，侮辱尸体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惩罚。但安提戈涅却勇敢地站出来将哥哥的尸体埋葬。因为她认为城邦的法律之外还有一种永恒的法律，即天条，安葬自己的亲人符合天条。
再说人情。提倡孝道、重视丧葬是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一个老人死了，不论以何种形式，这个老人也不论其生前是行善还是作恶，其孝子贤孙应按照传统的礼仪来接受亲朋好友的祭奠，并将其妥善安葬。丧祭和冠昏、射御、朝聘是中国周朝就确立的最为重要的礼仪，而对现在的普通人来说，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只有丧祭了。而地方政府竟然将丧祭的对象-----长者的尸体给抢走，考诸中国古代历史，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
然后说国法。尸体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物，对其处置的权利只能归于和其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除遗嘱规定外，处置死者尸体和继承其遗产的人往往是重叠的。官府派警察冲进老百姓房里抢走农具、耕牛都是公然犯罪，何况抢走的是寄托生者对死者哀思的尸体！而且，我认为，暴力抢尸，还涉嫌犯了“侮辱尸体罪”。
由常德警察抢尸，我想到了4年前同样发生在湖南的一件事。衡阳农民李绍为和老乡左某一起在福建打工，左某猝死。李绍为千里背尸，要把老乡运回老家埋葬，半途中被铁路警察发现了。尽管李绍为此举违反尸体处理的相关法规，但他的侠义行为感动了许多人。因为中国人信奉落叶归根。而古代交通不便，因此帮助他人将死去亲人的灵柩运回故土，是善举和义举，湘军早期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当年在京师时便以此博得同乡们的赞扬。
一些地方政府赫然动用警力抢尸，说明权力蛮横到何等的地步。在一些掌权者的心中，只要能把事情搞定，可以采取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措施，可以突破天理、人情和国法。这和春秋时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体没什么两样，尽管平王于他有杀父兄之仇，但当时伍的朋友认为这样做太过分。因此受到道德责备的伍子胥只能自叹：“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警察抢尸，何尝不是一种日暮途穷的行为？想到这，心中不觉一阵悲哀与痛心。但一想到老百姓中还有李绍为这样人，还有上海“静安大火”后十万民众自觉去花祭的感人场景，我又觉得一丝温暖。希望在民间，美好的东西，总会在民间顽强地生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