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上海，星期日父母常常带我们去大舅舅家拜访，一去就是一整天，那真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大人们的世界在楼上 ── 太太们打麻将，男人们玩桌球；我们小孩的世界在楼下的花园里。那么多孩子欢聚一堂，撒野狂奔追进逐出，尽情享受没有猫就是老鼠的天下，没有大人就该孩子们当王的好时光。
我荣幸地被一位同我一样六岁大的皇帝选中做皇后，在众多的小女孩中，他独独选中了我，心里的骄傲与自豪让我高兴得手脚无处放。我美美的坐在威风凛凛、鼻涕流出来打横捶的皇帝身边，把一朵花园里摘来的小菊花送给他，皇帝不收，他忙着发号施令叫文臣武将做这做那……玩累了，皇帝不知去向，皇后蜷在沙发上大睡。等到散席，她被抱进出租车。第二天天亮，发现自己睡在家里，皇后梦已经无影无踪。这，当然连晨鸡初唱都算不上。
中学，因为爱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和《草原》，我被充满人情人性的马车夫深深感动，闪过长大了要嫁给马车夫的念头。那只是沉浸在优美的歌唱里，是心底里无邪的梦，并非真实。
事实上，长期不断的反资产阶级思想，包罗万象的反人性的宣传教育和苦行僧生活方式的提倡，使我们深信谈情说爱是肮脏可耻的罪恶，连提及“爱情”这个词也会使干净的灵魂被玷污。因为这个原因，我拒绝看苏联保加利亚合拍的大型宽银幕电影《爱情的传说》，哪怕有位女同学悄悄对我说：“齐家贞，这部电影好看得很，一点都不那个。”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想自己好看，觉得想好看是脏思想，不愿意穿新衣服，有了新衣服也请同学穿得不新再还给我自己穿。因为这个原因，我崇拜独身，特别钟爱“齐和尚”这个绰号，初中高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叫，必定有我一声欣喜清脆的回应。因为这个原因，我视喜欢我的男生如敌，弄得他狼狈不堪高二下转学。
尽管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一种被玩弄的真诚，是人性可悲的扭曲，但我当时是真心的执着的。如果，我生活中没有出现诸如十年铁窗之类的灾难，如果，我被允许追逐自己中国居里夫人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我将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独身者。
十年劳改出来，我，三十岁，没有交过男朋友，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人性其实是不能扼杀的，她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深信谈情说爱是肮脏可耻的罪恶的同时，“罪恶”正在我心底滋生。
在我自由精神未被暗算之前，像翻飞的蝴蝶在花丛中采蜜，我有过初恋，那是在心底里爆发，在心底里掩埋，无人了解，连我恋上的那个男孩子也未必真的知晓我心中的那段深情。
这种似惊雷滚动，似波涛万顷，心醉如狂而又纯洁无垢的初恋，终生不忘，一生中很难再有第二次。
他叫金利胜，是金伯伯金妈妈抱养的儿子。两口子是鞋匠，在和平路九十六号开了个皮鞋作坊，后来搬到我家楼上。两夫妇婚后数年无出，抱养了金利胜八年以后，他俩意外惊喜地给金利胜添了个小妹妹金丽英。
从我向金利胜请教一个地理课的问题开始，我就喜欢上他了，我觉得他也喜欢我，那时我十二岁，他也才十四。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表示爱慕的话，没有做过一个表示爱慕的动作，我们用眼睛使我们的心相通。
他在一中住读，我刚刚考上二十一中念初一，他高我三个年级。那个时候，我们是富翁，青春就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有数不尽的明天，我们有做不完的美梦，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活力，我们有永不干涸的智慧。我们的使命就是笑，就是欢乐，就是自由自在地突发奇想，就是百无禁忌地口若悬河。有他在我心里，我每天有希望，每天有曙光，生命鼓起了风帆。我经常伏在窗口盼望，盼望他在窗下出现，在我的想象里，我用纸团把他击中，他假装恼怒抬头四处寻找，然后，眼睛有了歇息处，船舶进入了港湾，他发现了窗台上的我。
每个周末和学校放寒暑假，我便焦躁不安地在他家门口转悠，盼望“无意中”被他撞见，他走过来主动朝我打招呼。我盼望与他一起去图书馆借书，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尽管“无意中”被他撞见的事时有发生，但一起去图书馆、电影院的事从来没有，我并不灰心，我们有明天。
我经常同他一起打牌下棋，我的破技术想耍赖过关，从未得逞，我希望他放纵我迁就我让我一步，但是男子汉从来不搞这些小动作，我一点不生他的气。
张戴玲（她父亲在金伯伯鞋坊里做活）对我抱怨：“我和金利胜本来是很好的，自从认识了你，他对我越来越冷淡。”
喔，金利胜，你真棒。
同街朋友王熙珍，黄学敏也说金利胜喜欢我，只要我在，他就建议大家一起打牌，没有我，找不到他的踪影。每次打牌，王黄都纠集一组，让我同金利胜当同伙，还幽我们一默：“你两个是永久的朋友。”我假装翻白眼生气，心里却象喝了蜜。每当金利胜从学校回到了家，我就象野人整天不落屋，妈咪说我是个疯姑娘。
没人知道，他在我心中掀起的波澜，我对他深切的思念和幻想自己舍弃一切去追随他，甚至后来在监狱的岁月里，我怎样在期待与怀恋中与他共度。
三年过去，我也考进了市一中，他前脚出，我后脚进，他因成绩优异，被市一中保送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中，不仅因为她在全市的好名声令我引以为豪，更因为金利胜曾经在此就读使我倍感骄傲。在校庆展览会上，我一眼就看到有他在内的那张师生毕业合影，眼睛瞧着他竟舍不得移开。我不能忘记这位健美敦实中等身材的青年男子，他极富特色的腼腆的笑容和那双温驯含蓄的眼睛，以及他在我面前局促不安的窘态和从来不以让棋让牌向我讨好卖乖的做法，我也不能忘记他对金妈妈金伯伯的恭顺孝敬，和对他妹妹金丽英的关心疼爱。
那时候，我最甜蜜幸福的差事就是为金妈妈金伯伯念金利胜的成都来信，以及为二老代笔给他回函。每封信的结尾，我都一无遗漏地写上“齐家贞向你问好”暗示他，这是我的笔迹，请看，我的字写得不错吧。每封回信的最后金利胜都决不忘记“代问齐家贞好”，让我知道，他看懂了。他来信，画他寝室的平面图，画他的书桌，他的床，写这写那，我认为，那也是在同我交谈，我的灵魂似乎已是他家庭的一个部分。我生活又多了一椿乐趣，那就是盼望他的来信。
读完大学二年级，五八年夏，金利胜突然卷铺盖回了家，说是身体不好退学了。后来才听说是学院嫌他出身不好，父母是资本家，保密专业不适合他，“劝”其退学。经过五七年反右，自认为对知识分子优礼有加恩深似海的毛泽东对他们的“翻脸无情”，“恩将仇报”极为耿耿于怀，五八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喊得更加响亮，大学招生人数突然大幅缩减，许多成绩优良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拒之门外，一中的宾敬孝、伊明善就是实例。同时，也从大学里清除了一批“政治上不合格”的学生，以“纯洁”校园，打击知识分子气焰。这场“阳谋”，把金利胜似锦前程断送。
不久，金利胜去了北碚缙云山当农民，回家来脸变得黄肿烂熟，人好象被染过了色。后来，我高中毕业，也在家闲耍，两人同样前程茫茫，看不到希望。
我们已经长大，他二十，我十八，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数年来深藏于内心的感情包裹得更紧，彼此间似乎在心照不宣地刻意保持一段距离，不轻易接近。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清楚我的母亲和金妈妈是否察觉出我与他之间特殊的好感。母亲有一次请站在门口犹豫不决的金利胜进来聊天，她开玩笑说：“我把家贞也送到你那里去，怎么样？”我心里好喜欢，我愿意跟他去受苦，和他一样把全身每一寸皮肤都染成黄疸病颜色。金利胜赶快回答：“不要，不要害她，那里连饭也吃不饱。”他对我讲了不少农村的苦况以及农村干部的霸道，我觉得他胆子好大讲话好反动，吓他：“你乱讲话，诬蔑政府，我要去派出所告你，他们会把你关起来。”出乎意料，金利胜说：“你告我，我不怕，全部否认，一个字不认账，他们能把我怎样。”我很吃惊，讲了的话怎么能不认，深感男生头脑聪明，女生望尘莫及。
后来金利胜去了上海附近较为富庶的崇明县农村，在那里，他起码可以多吃几斤粮食，不必每月拖累父母接济。离开重庆，他没有向我告别，没有留给我一句话，似乎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我固然伤心失望，但是，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他的比我周密复杂得多的思考，他为自己的将来孕育的计划，他用智慧向命运的抗争等等，都是我这个头发长见识短，超级幼稚的女孩子不可理解和难以企及的。当时，有几个人有本事，能够把户口从重庆乡下迁到上海乡下？别说跨省，就是市内不同派出所之间的互迁也有数不尽的理由要盘查，几多个图章要盖齐，最后，还可能不准迁徙。我无条件地原谅金利胜对我的回避和忽视，完全支持他的决定。
无论如何，在我心里喜爱了八年的金利胜，今生今世是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了。我深信，在他的心底，他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这个眼睛明亮，性格活泼，歌声清脆，天真无邪，有两条粗重长辫子的女孩子了。
我把金利胜也“带进了”监狱。每次想到他，我仍然会激动，我但愿自己那时也去了北碚农村，同他一起到了崇明。我想象他听到我坐牢的消息后，是怎样的震惊怎样的伤心，我希望他会不顾一切地等待我十三年，就像我们听过的那些最美最感人的故事一样。假如真是这样，刑满出狱后，我一定要把我的心，我的生命奉献给他。我甚至在梦中同他一起观看了乌兰诺娃（苏联芭蕾舞功勋演员）的《天鹅湖》，醒来后心里还满溢着幸福。
一个炎热的夏天，五队几个男犯到三队有事，等在操场坝上。他们个个高大魁梧年轻英俊，上身一丝不挂，下面只穿了一条短裤叉。坚挺发达的胸脯，浑圆壮实的肩膀，四肢肌肉厚实丰隆线条起伏，整个躯体从上到下饱和着力，烈日把他们古铜色的皮肤照得闪闪发亮，他们的眼睛闪射出青春的光芒。看着这幅图画，你似乎看到生命的活水在他们躯体里奔涌、看到了伟大青春无坚不摧的力量，你会惊叹一种莫名的伟力把人世间所有的美收融于一身 。他们是一群英雄，是旷世奇迹，是古希腊群雕的再现，是一组男性永恒的颂歌。
那是中午出工前，女犯们全在监房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女犯们不分老少争先恐后从牢房蜂涌而出，一层层的人，墙似地驻足在大门口，朝这几个男犯凝神观望。男犯们惊呆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接受女犯们赞美的目光。有几个年轻女犯赶快冲回寝室，换一套鲜亮的衣服，再钻挤到人群的最前面。
三中队女犯被眼前上帝的杰作折服了。我突然记起读过的一个短篇，讲到外国某监狱里，男犯们用暴动迎接春天。他们透过铁丝网看到外面春意盎然中亭亭玉立的金黄色野花，联想到金黄色头发的女人。野花在春风中摇曳，婀娜多姿，好象千百个女人在朝他们频送秋波，在等待男人的亲吻。男犯们春情爆发，再也不能忍耐，集体冲出牢门去拥抱“女人”了。
我也站在人群后面，垫起脚尖欣赏这组古希腊雕塑，它像电影定格成了我永久的记忆。这个特殊的时刻，女犯们并未暴动，但是她们怦然心动了。
我猜想，几乎每个女犯都会联想起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杰作。
我想起了金利胜。
我终于被释放回家，见到了我长别的亲人，母亲和弟弟们。
我不允许自己刚回来就马上去别人家。经过难耐的几天等待，我急着去三楼看望金妈妈，这也是一个老是牵动我思绪的地方。走上楼梯口，我心中升起了难以名状的惆怅和些许的惊慌，终于，我跨进了已经十年没有进去过的房门。
房间里少了人少了东西，显得过于冷清简陋，恰似金妈妈清癯消瘦的面庞。十年的辰光使房间四壁更加陈旧灰暗，天花板凭添了不少漏雨留下的水印，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住着金妈妈和金丽英。金伯伯“自然灾害”时，以十分之一的低价把一生积蓄的几千元公债换成几百元纸钱，从朝天门走到和平路，几千元公债钱吃得一分不剩，后来回去上海死在老家。
从房间的陈设看，金利胜连影子都没留下，说明他离开后再也没有迁回重庆。
和金妈妈清聊一阵后，我站起来查看墙上的照片。这个一尺见方的相框，十年前就挂在这里，里面密密麻麻嵌着许多小照片，我早就对它们了如指掌，其中有一张金利胜的二寸高中毕业照，那时我经常在这里同他相会。现在，多数照片已经发黄，有的甚至发花人影依稀。我在相片群里迅速地寻找着，眼睛一遍一遍仔细地查看，终于失望地发现，他不在这里。这个发现令我不胜惊奇，难道他去了崇明变了心，不认这个抱养他的家庭？但是，我了解金利胜，他绝不是这种人。除此之外，我想象不出任何别的“难道”，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从这里消失。
我开始询问金妈妈关于金利胜的消息，发现这个话题很难继续下去。金妈妈的回答始终是两点之间的直线，短得不能再短。“金利胜好吗？”“他好。”“去崇明后，一直当农民？”“喔，不。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军官。”含着隐隐的母亲的骄傲，唯一一次多讲了几个字。“安家了吗？”“是的。”“有孩子了吗？”“两个。”她的声音暗淡下去。我有点失望。失什么望，我问自己。难道我希望他兑现一个未经表明，又无承诺的爱情？十几年过去，难道我希望他还是单身，像我想象的那样等待我刑满归家？“他现在生活得好吗？”我问。“好，好。”至此，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金妈妈用她最大的努力掩盖她对我的敷衍，这个问题好象烫嘴。后来，我向金小妹打听过几次，二十多岁的她，似乎还是十岁，总是回答：“晓得的哟，他们大人的事情！”
毛泽东死了一两年后，我才从某人嘴里探听到金利胜的一点下落，金妈妈金小妹仍然守口如瓶，此人是谁，我完全回忆不起，只记住了事情。
金利胜参了军，入了党，当了军官，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他得到了领导的高度信任，一直在新疆部队工作。
可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有他的计划，正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实现着。好象修宝塔，长久艰苦卓绝地，一层一层修上去，就要修到最后那层尖顶，他出事了。
这一次，金利胜没有胜利，他想偷越国境，在新疆与苏联的边界在线，他被子弹击中，倒毙在血泊里。
生命在这里只是数目，十个，五双就数了。但是，在金妈妈、他亲人和我心里，金利胜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替代的，这个惨剧留下的悲痛永无尽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吓得很久很久不能讲关于他的话题，就象金妈妈、金小妹很久很久不能讲关于他的话题一样。
傍晚，我爬到和平路房子的顶楼，这里已经面目全非。因为房子陈旧漏雨，房产公司图省事，把四楼拆除，然后用一层水泥把整个四楼覆盖，水泥上铺了瓦，埋葬了我们昔日晾衣服夏天洗澡戏水的阳台，埋葬了平时煮饭洗衣冬天当“澡堂”用的厨房。我站在楼梯的最后一级，默视房顶，与其说是在凭吊逝去的儿时的欢乐，不如说是在回忆我和金利胜在这里度过的短暂而难忘的快乐时光。
我又惊喜地看见他和金小妹坐在矮凳上，从小桌子上端起盛满金银花水的小酒杯，你一杯我一盏热情地痛饮，为的是金小妹头上长满了痱子不肯喝水清热。我记起一个月光如水的夏夜，我同邻居好友廖曼蒲在阳台上洗澡玩水，被隔壁举过墙头的“小鬼”吓得大叫救命，金利胜闻声走到半楼被我俩“不准上来”的吼声止住，只得派金小妹打头阵调查究竟。原来是被我和廖曼蒲的欢笑声和泼水声吸引的邻居，把他六个月的婴儿举过墙头分享我俩的欢喜，害得我们一场虚惊，并且落得金利胜嘲笑的“胆小鬼”的下场。我还如梦如幻地回忆起，那次，他靠在厨房那个用门板做的案桌旁同我讲话，陪我洗一脚盆脏衣服。我们讲呀讲呀，学校呀、读书呀、同学呀，好象有台永动机在肚子里鼓动，衣服洗完了，话永远讲不完。一贯懒惰不肯帮妈妈做事的我，多么遗憾脚盆里没有一粒“夜明珠”，放在米缸里米永远是满的，放在脚盆里一件衣服洗完又长出一件来。
有一次，我俩争论埃及电影《忠诚》，我说那个男主人公毫无根据地怀疑他妻子的忠诚，他的妻子是为了他，男的都不好。金利胜急了，不是的不是的，他握住我的手，把它折到我背后，我的身子和他的身子突然只相隔两寸远，他吓得马上把手放了。后来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后悔，为什么我没有顺势倒进他的怀里，愚蠢地错过了今生唯一一次亲近他的机会。如果我当时这样做了，事情开了头，我或许就有足够的勇气追随金利胜去北碚缙云山农场，再一起逃到上海崇明岛。有了我，他就可能不参军不入党不去新疆送死，有了他，我可能就不去中国的“敌占区”——广州，不入狱。我俩的命运可能就完全变样，就象阿基米得说的，如果有足够长的杠杆，找到恰当的支点，我们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一样，金利胜和齐家贞两个人就可能把地球举起来而不是双双被地球压死。
唉，命运，烛照一切的命运啊。
我想，我一个人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夜雾冷气升腾起来。这个被废弃被遗忘的“四楼”，蛛网累累，尘埃满布，两边与邻居阳台相隔的旧栏栅，木条腐坏，东倒西歪，在雾气缭绕中形状可怖，鬼气森森。我感到冷，也有点害怕，想赶紧下楼。可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愿望，希望金利胜在这里向我显灵，就象哈姆雷特的父亲在雾气里显灵，告诉儿子他死亡的真相。我突然感到很紧张，鼓起勇气，默默请求金利胜，你出来呀，告诉我，这些年来你到底想了些什么，到底做了些什么，你生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年轻已经不在人世……
金利胜，你在哪里？
他，没有出现；我，还在等待。
二十年之后，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金小妹也已年近半百，她终于开口讲了如下的故事：
记得五十年代初，政府发起打“老虎”（三反五反）运动，因为父亲解放前是皮鞋小业主，被划为小资本家，属于被打击的对象，那时我只有三岁。有一天，许多人冲进我家砸家具，连地上的楼板都被一块一块地撬起来，他们以为楼板下藏有金银财宝。我吓得蹲在房角发抖，哥哥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大我十岁左右），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望着这群恶棍。这群人什么也没有抄出，就押走了爸爸妈妈。家里一片狼籍，哥哥对我说：“这里不能住人了，这帮坏蛋可能还要来，你跟我到学校去吧。”这样，我随着哥哥乘了一辆马车到了市一中。他上课，把我藏在寝室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这帮人把爸爸妈妈放回来以后，哥哥才把我背回家里。哥哥读书成绩非常优异，一中毕业后学校保送他进了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通知书寄到家时，许多邻居前来祝贺，称赞哥哥聪明有才华，将来前途无量。
由于目睹社会阴暗面太多，对社会有看法，五七年大学开展反右斗争时，哥哥说了过激的言语被打成右派，校方勒令他退学，后来下放在四川某县农村劳动改造（具体地名忘记了）。当时正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许多人，哥哥在农村吃不饱，他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哥哥原籍上海，亲生父亲姓王，六个月就抱养给我家，由我父母抚养他长大成人。于是，他设法改名换姓，隐瞒了他的右派历史，逃离重庆，投奔他上海的亲戚。不久，他报名参军，分到新疆某机场服役。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连级干部，加入了共产党，并娶了个上海姑娘，生了两个孩子。
这一切只是通过哥哥在重庆的一位表姐告诉我们的，她当时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因为哥哥隐瞒了他的历史，又担心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会连累我们这家人，因此，自从他逃离四川农村后，就没有直接与我们联系了。哥哥很爱也很挂念我们，有时寄钱寄信或者寄包裹，都是化名王XX寄到他表姐处再转交给我们。
文革期间，哥哥写了一张所谓的反动标语，内容是针对林彪和毛主席的，同时在标语上插了把刀。部队查得很紧，哥哥预料难逃厄运就自杀了，他的妻子当时正带着两个孩子回上海探亲。哥哥死了半年之后，部队才通知他在上海的亲属。
听完讲述，我问金小妹，可是我听说你哥哥是被枪杀在中俄边境上的，她说她也搞不清楚，哥哥的死，始终是个谜。
说金利胜自杀，这事太不合乎他精细的头脑和不妥协的叛逆个性，我不相信！
他胸有韬晦，做事有勇有谋进退有据。如果说过去单身一人时他不甘心坐以待毙，运用自己的智慧与魄力逃离农村，改写历史，向不公的命运抗争，那么，十年之后，他有家有室有责任有牵挂，他就绝不会草率行事在前，轻生自戕在后。
倒是我听到的说法，更符合金利胜性格的逻辑。
如果他明知事败后唯一的出路是自杀，那金利胜就会按兵不动，继续戴着他优秀党员的假面具，等待另外的时机。他这次有胆量摸老虎屁股写反标，敢于在毛林的名字上插把刀，他就会未雨绸缪考虑好东窗事发后的各种对策，以及对家庭后路作出安排。金利胜的俄语很好，又身处中俄边境——十年前他就选定的出逃之地，为什么在事情可能败露之时，他不铤而走险朝苏联奔逃搏一条活路，而是放弃生路选择自杀？
这不是金利胜。
金利胜已经消失了，他已无法告诉我们事情的真象。他可能死在边境在线，也可能死于刚刚从家里出发的路上，甚至就死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可能遇到不测，反标之事败露后，他的出逃计划被觉察被检举，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无论发生了什么，反正我相信，金利胜会困兽犹斗，他绝不会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认为，金利胜是被杀害的，杀害之后他们再宣布他是畏罪自杀。七十年代早、中期，在放个屁也要保密的部队里，一个解放军军官要叛逃，而且是去他们当时恨之入骨的敌人——苏修那里，这简直是罪恶滔天，非扼杀在摇篮里不可。他们对金利胜下了毒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事不是绝无仅有，而是屡见不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死了半年之后，部队才正式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
是不是这样？金利胜，你自己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