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末的一场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一声锣鼓敲响，很多好戏，在不同国家舞台上演。
一个重要变化是，曾经把以利率传导为主的货币政策用到极致的美国，不得不最终诉诸于量化宽松政策。2009年初，美联储宣布向银行系统注入七千五百亿美元流动性。这一举措尚尘埃未定，本月初，美联储再次宣布在未来八个月实施规模达六千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
大洋的这边，事情则是，继10月通胀达到4.4%后，中国央行十天之内两次上调准备金率。这样算下来，今年已有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接控制银行可贷资金规模。央行密集运用这一数量控制型工具也是危机之前几年的常态。譬如，2006年内，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了3次，2007年10次，2008年8次。除2008年末两次是下调准备金率以外，往前看到2003年，几乎次次都是上调。细数下来，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利率动得勤快多了。
如果说美国是因为手中无牌，才动用超常规的量化政策，结果到处遭人骂；那么中国呢，手里其实有好牌，但好像打牌的人总觉得没到出牌的时候，总只能将就出些歪牌，结果也很憋气。同是量化工具，个中甘苦大有不同，细品之后倒也有呼应之处。
说句公道话，要是别的国家搞量化宽松，才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日本从2001年3月到2006年3月整整实施了五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当时没见谁不高兴，倒是很多学术研究者得到了一个观察社会实验的机会。
这次美国的量化宽松坏就坏在，它的货币被很多国家当做比本国货币更“硬”的真金白银。想方设法存着捂着，结果有一天发现这钱老大也有自身难保之时，还有可能把自己也脱下水。这太辜负很多江湖兄弟对老大的信任了。
不过，美国人倒也很坦率。这个节骨眼上，美国任何提振经济的举动都免不了遭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关键是阻力源自国内还是国外，实质的还是名誉的，需不需要理睬。进一步财政刺激，是置国内民意于不顾；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政策工具，在技术操作上缺乏空间，因为四舍五入后利率已经是零了。量化宽松是唯一能动的办法。而坦白自己在干些什么，是需要选民支持的政策当局不可避免的选择。于是就发生了在G20峰会上央视主持人表情严肃地代表“整个亚洲”发问时，奥巴马代表美国说明，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最直接考虑的是美国人的福利——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一幕。
而中国这边，连年的顺差带来大量外汇。结汇之后，央行拿着越来越庞大的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大的保值责任和风险。担着这头已经很不容易，还得在国内到处灭火，实行前所未见的冲销政策。更不容易的是，还得防着外国投机资本入境添乱、趁火打劫。这苦差事要比其他国家央行承担的负担更重。
在顾着完成这些差事的同时，中国央行在处理自己最核心的本职工作——稳定物价上，反而只能“常规地”动用“非常规工具”了。这些年一直动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工具最大的几个理由是：一，不会扩大国内外利差、吸引热钱；二，能立刻冻结银行系统资金，见效快；三，不像央票有个利息成本。
话是如此，但这些理由怎么看都像短期权益之计。现在一些大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8%的历史性高位。翻翻老黄历，美国30年代大萧条后 16个储备城市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最高也只达到过20%。如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国家已完全取消了存款准备金要求，存款准备金更多是商业银行根据其日常清算所需而实施的、与其利益一致的商业手段。
难以想象，如果中国宏观经济局面不发生根本改变，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率还能持续上升到什么水平？银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会损失多少利益？很多项目出得起价而融不到资的间接损失又有多少？
美国量化宽松的风险，是美国人不得已而承担的。而中国冒着扭曲经济结构的风险，大规模动用数量控制型工具，只为苦守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个悲壮的目标，这有多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