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洪海终于分手，还有两件事帮了忙。
首先，我离开了机修组，不再每天同他在上班处见面。
那是七五年八月一日，正是重庆可怕的盛夏，上班不久，我便胃痛难忍呕吐不止，只得请假回家。病情继续恶化，阿弟向隔壁街道工业纸箱组借了辆板车，我睡在板车上用蒲扇遮太阳，他拉我去医院。半路上，我问：“阿弟，你带了钱没有。”他答：“有七块。”我想绰绰有余了。
谁知板板车颠颠簸簸把我从和平路拉到第四人民医院后，急诊医生叫马上住院，胆囊结石急性发炎。我傻了，七块钱当然不够住院，阿弟安慰我：“莫着急，我想办法借。”他真有点名堂，不到半小时，四十元钱借回来了。那是一名死刑犯的情妇借给阿弟的，这位死囚犯贩卖粮票数量之大全国闻名，在孙家花园生病住院，他情妇正竭尽全力要把情人从绞刑架上救出一命。我平时对什么情夫情妇之类的人嗤之以鼻，认为没有一个好东西，想不到这种人还特别讲义气，比一般人有同情心，不顾一切顾爱情。
当晚九点推我进手术室开刀，医生护士围着我，对我平滑结实的肚皮大加赞扬，说我三十四岁未婚，是全国的晚婚模范。一个护士告诉我这个手术需要输血，问我有没有单位报账。我一听就急了，赶紧声明：“不要给我输血，街道工业报不到一分钱医药费。身体少点血没关系，过几天自己会长出来的。”我没有再解释，别说医药费，生病不上班，连一分钱工资也不给。
胆囊切下后，医生用镊子夹着这个黑绿色的怪物，递到我眼前：“你看，它已经化脓变色，再不做手术，就会引起腹膜炎以至血液中毒了。”他把一个鲜枣般大，象上了绿釉的石头交给我：“留著作纪念吧，就是它在你肚子里作怪。”嗯，不错，腹中藏了个美丽的绿宝石，我想。很庆幸，现在已是文革末期，没碰上郑洪海母亲重病求医，医院关门闹革命的倒霉事。
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后，我开始发烧，稀里胡涂中被一阵玻璃瓶的碰撞声弄醒，睁眼一看，护士正把血浆倒进吊瓶里，她说医生嘱咐，我失血多，一定要输血。
第二天清早，阿弟被通知去财务室交输血费七十二元，他急如星火赶到通用厂，兴国刚刚上班，一见阿弟气急败坏的样子，马上知道家里出事了。听完解释，他立即去厂里互助储蓄金会借了一百块钱交给阿弟。兴国说：“给姐姐买鸡、炼乳和水果营养身体，姐姐的东西任何人不准碰。全家保姐姐！”
这样，前债未清，新债又续，兴国债台高筑。母亲亡故前欠的医药费和我住院的债，兴国还了近十年。
机修组几个青年学工唐正华，陈裕惠，张文秀，提着水果白糖等缺俏食品到医院看我，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情谊，一来街道工业的人没有一个不穷，二来这些东西都要定量，都是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特别是张文秀有两个幼小的孩子，都长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谁料，此事被李从芳知道了，她在小组开会时批评说：“机修组有的人政治觉悟不高，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你我不分。有的人还是团员，不站稳阶级立场，与敌人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应该好生考虑后果。”财务室年青的周会计，一位办事认真负责的严重心脏病患者，考虑到我住院开刀花费大，回家养病分文无进，向李从芳建议，比照对其他特殊困难的五类份子发二十元生活补助费的先例，给我也发点补助。李从芳说：“休想！今后谁再提这种建议，谁就是阶级敌人！”
周会计是团员，唐正华也是，她们对我的好全部转入地下。
为什么人情美美要替我介绍男朋友的李从芳，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我又打成阶级敌人了呢？当然是事出有因的。
我的主要任务是修理缝纫机，常常需要李代表在领料单上签字才能去库房领零件，可我经常花许多时间从猪市找到牛市不见她踪影，只得去她家试试，果然，好几次她都在家里生炉子或者做家务。我认为领导应当带头遵守纪律，她这样做不对。还有，政府贯彻“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鼓励堕胎。按规定，街道工业职工堕胎休息三天不扣工资，如果要多休，第四天起就没工资了。李从芳不同，她堕了胎，自己批准自己休息一个月，领全薪。我开始对李从芳有不满，认为她身为领导不以身作则，对人严对己宽，李代表也开始感觉到我对她有“反骨”。
七五年初，街道工业加工资，“簸簸糖”有限，不能机会均等人人有份。于是，“街道革命委员会”派了一位含而不露有些妈妈味道的党员老太婆下来。她姓朱，近六十岁，大家叫她朱大妈。其实谁加谁不加，上面基本内定，派个人下来开会征求群众意见，到时好说这是群众评议的结果──尸体已经火化，再做一付棺材。
大约因为我的态度很端正，主动表示不加工资，把有限的钱加给别人，朱大妈安排我在第二天召开的评工资会议上发言，帮助一个姓斯的学工想通，这次没有加到，下一次再争取，今后有的是机会。
任何一次表面平静有序，口径完全一致的会议，都是事前密谋策划精心安排的结果。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就象监狱要开大批判会，事前干部把积极份子召集起来，你说这他说那地部署一番，监内监外一盘棋，都一样。所以，朱大妈叫我发言，我既很适应也不为难，驾轻就熟出在我的口上。
这个“斯跛跛”——像坐在一张无形矮凳上曲着膝盖行走的残疾人，家住江北，不在市中区。邬师傅常常提醒大家：“龙门阵要摆，烟荷包要甩”，意即讲话不要忘了做事，主要是针对“斯跛跛”的，他脚残废，但脑子和手不残废，他才不管，停下手来聊天不出活路，他既无能力又不肯学，迟到早退是常事，如果有一天，他没有迟到或者迟到的时间不长，大家就会开他的玩笑：“今天你肯定是搭飞机来上班的。”此人不住在较场口辖区，完全是靠李从芳的关系来机修组不做事混饭钱的，还狗仗人势一凶二恶老虎屁股摸不得，无人敢说话。
我私下认为，既然不是人人有份，根据“斯跛跛”的表现，不加他工资理所当然。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后，人们的私心膨胀，心术越来越坏，彼此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几块钱得失，也搞得“一丝眉毛遮一张脸”，争得面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
更何况加工资，那是人的生命线，为此，开后门、送钱财用尽心机疏通关系。
可“斯跛跛”是“猪八戒卖凉粉——人材丑陋，酌料齐全”，他有李从芳这个后台。朱大妈开了会的当晚，斯的父母从江北匆匆赶来，拜访了亲友李代表，请吃请喝拿通了言语，趁黑，由李陪着斯家两老人，登了所有下午被召去开会的人的家门——除我之外。事情一下子全部摆顺，人人倒向“斯跛跛”，唯有我这个不值一提的“小虾扒”，对此一无所知。
街道工业小池塘，也是王八乌龟显威风的地方。
第二天开会，风向大转，所有的发言都赞成“斯跛跛”加工资，说是有利于这个年青人进步。我望望朱大妈，她满脸狐疑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蒙在鼓里，好生奇怪。可悲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已被斯家收买，我也没想，既然大家都改变了主意， “一个跳蚤顶不起一床铺盖”，我干脆免开尊口，以免祸从口出。可我不会见风使舵，仍然按照朱代表的策划发言，死心眼地也是真心地讲了不赞成“斯跛跛”加工资的理由。我尽己之所能，讲得非常客观非常客气，但我还是得罪了“斯跛跛”，也得罪了李从芳。
记得有个故事，讲的是古代一对少年好友，约定三十年后某月某日某时在某桥上相会，不见不散。其中一人按时前往，一等再等，不见好友露面，雨大倾盆他不移步，河水猛涨他不动摇，直到洪水漫过桥面把他淹死，他还在等。
守信用到痴傻的程度，就只有淹死。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李从芳深感鄙视。
长久以来，郑洪海和他继父继妹，还有他亡故的母亲，都是李从芳的紧邻。没有不漏风的墙，大家很知道李的底细。
据郑洪海说，六十年代初，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李代表还在农村当农民，是村里的民兵组长，上上下下都搓得很转（关系相处得很好）。为了表示积极，她检举了自己的家婆（她丈夫的妈）偷社里的粮食。家婆惧怕挨斗，便上吊自杀了。托丈夫杨有顺的福——党员，重庆市财贸俱乐部电工，李从芳的户口从农村迁进了重庆城，还坐上了当时地段上最吃香的居民治安委员的交椅。
七三年夏，一天半夜，郑洪海被一种声音搅醒，定神倾听，原来是李从芳与楼上一位赵姓知青姑娘在讲话。虽然是窃窃私语，但夜深人静，郑洪海句句能听清。
原来，李代表的丈夫被财贸俱乐部派到农村去招工，这可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大权在握啊！全国成千上万陷在农村无出头之日的知青，视派下去的招工老板，个个都是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皇恩浩荡的救星，天王老子，再生父母，想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争先恐后叩响头送厚礼拉关系，惟恐老板名单上漏写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一些平时看来真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本正经的党员干部，在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年青漂亮的女知青面前，暴露了“也是猴子变的”的本色，他们要女知青以“初夜权”交换“招工名额”，拿公家给的“招工权”满足个人私欲。无法统计，在这场招工潮中，为了逃离农村，究竟有多少女知青“自愿”与招工老板上了床。
杨有顺当然也是猴子变的。
今天晚上，李代表就是在逼令这位邻居女知青，坦白交代她与杨有顺的关系。李严厉地问：“坦白说，你们两个是哪个先？”细声答：“他。”“是他？你想回城，肯定是你先勾引，男的哪里经得起女的勾引？你不要脸！快点说，一共好多回？”无声。紧急地催问：“快点说哟，破都破了瓜了，还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坦白！”然后是一声不情愿的回答：“三次。”李的声音高起来：“才三次，我不信。好意思和杨叔叔睡觉，有一次就有十次。”那个怯怯的声音也高了一点：“真的，只有三次。”李愤怒了：“只有三次，只有，只有，你认为三次还太少了哟？好了，好了，三次三十次都是一样的。告诉我，回来过后你们还搞过没得？”“没有了。”“不管，反正你再搞，老子对你不客气，要做得你没得脸活人！”沉默中，李代表的气还没有出完，她醋兮兮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小丫头，勾引男人还有几手。你晓不晓得，你是在破坏我们家庭！”
李从芳很聪明很现实，她深知杨有顺是挣钱养家的脊梁骨，要是他出了事，这个家她养不起必垮无疑，她必须“一记耳光，一块冰糖”软硬兼施来封住小赵的口。她从裤兜里摸出二十块钱交给赵：“拿去，跟杨叔叔的事，绝对不要拿出去说，说出去了你这个女娃子没得人要。我们私了。”
李从芳“啃不动青冈啃泡木”，对自己的花心丈夫奈何不得，把受害人审问威胁利诱一通后，心里还是不平衡。她要报复。
一天半夜，李代表勇敢地走进隔壁财贸俱乐部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投怀送抱，让他睡了一次。
这个青年才二十八岁，也姓杨，也在财贸俱乐部工作，我们经常看见他进进出出。他相貌英俊，身材匀称，衣冠整洁，举止稳重，那个肿脸皮泡“杂菜”似的杨有顺根本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估计是李从芳在老公面前炫耀，老子还不是可以找到比你年轻漂亮的男人睡觉。四川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杨有顺连楼上邻居的姑娘都不放过，他利用这次下乡招工的特权，一共睡了几个女知青，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有没有前科，可能连李从芳也不完全知道。只记得她曾经说过，反正“男人就是这种料”。但是，当杨有顺自己的老婆也照他的葫芦画瓢时，那就捅到马蜂窝，醋坛子打翻了。杨有顺雷翻震仗不依教，非要出了这口恶气才罢休。
不知道两口子背抵背睡了几天觉，也不知道谁对谁先下矮桩（低头），最后，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联合方案，枪口一致对准小杨。
小杨被李代表召进了她的家，杨有顺藏在床底下。
李代表脸不红心不跳开诚布公地说：“小杨，我俩个的事情遭老杨晓得了。”好像是小杨在追求她，他俩存在一段恋情：“他闹得很凶，你说啷个办？”小杨一听，紧张害怕极了，嗫嗫嚅嚅地说不清楚一句话。他既不敢说你自动送人上门，我又没看上你，也不能“包君满意，否则退货”把做了的事情收回来。他红着一张脸无言以对，一筹莫展。李从芳背书一般地往下讲：“老杨说，假如事情搁不平，他要跟你闹得天翻地覆。”小杨最怕把事情闹大，他是个很要脸的人，他的体面比他的命还重要。现在，他是有口难辩，都怪自己那天半夜不争气，身不由己地开了一次洋荤，本以为天上掉下了奶油蛋糕，却原来是毒药砒霜。面临身败名裂的险境，“偷同志老婆”的罪名，他哪里吃得消，这个单身汉怎么活人，别提连爱人都难找了。此时，小杨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他急了，恳求李代表：“你说怎么办呢？”李从芳胸有成竹：“我是为了你好，你俩个和平解决算了，我们老杨说要你付压迫费一百块。”
我的天哪！
如果仅仅是李从芳有了恰当的借口，找到合适的时机，把自己送给有点馋人甚至可能早已暗恋的男人，我们姑且不要厚非她。现在丈夫躲在床下，自己出面敲诈，敲诈一个被自己强奸的男人，发明了一个“压迫费”，而且狮子大开口，压迫费比处女的要价还高五倍。这算哪本经啊！
我想起雨果《悲惨世界》里描写的德纳第夫妇：一个是泼妇的本质，一个是无赖的材料。世界上有的人，他们像虾子一样永远向着黑暗后退。
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莫过于教会人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遗憾的是我在“修道院”里十年，漏了这一课——很怀疑，即使不漏，我会否变得“聪明”一点。好几次，正当我和几个学工一起数落李代表这不对那不好时，李从芳走过来了。年青的学工马上喜笑颜开，蹦蹦跳跳迎上去“李代表”、“李阿姨”叫得好亲热。我的鄙夷还留在脸上，我的脸出卖了我的心。
从此，我不能平安无事过日子了。
那天，李从芳把我叫去她家里（现在，她家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她家），问我昨天下午那几个学工都去哪里了。我说不知道。她说这么几个人没上班，你会不知道？我说，有时他们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没人需要通知我，没人归我管，我做自己的事。她说：“屁，你晓得，他们去看电影，还约了你的，你没有去。”我看了她一眼，心里说：“既然你晓得，何必问我？”“幸好你没有去，不然的话，对你的处理就没得那么松活了。你是有身份的人。”所谓有身份，是指我的那张劳改皮。我又看了她一眼，又一语不发，又在心里说：“说话泵（充满）屁臭，不如不说。”
那天，李从芳从马路对面“办公室”走过来，我们两组四个女工干得正来劲，朝她看看，继续一人喂铁丝，一人搬压铡刀，“铛铛铛”冲压装订纸箱的钉子。李代表一脸严肃，摆着手大喊停下来停下来！大家戛然而止，不知李大人有何贵干。
李代表走到我面前，劈头发问：“你的机器用不用得？”我高兴地直点头用得用得。
因为产品要得急，他们把机修组分成上下两班做，完成任务可提前走。我们早班的两组女工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产品几乎都是我们冲出来的。接我和陈裕惠班的是蒲和平和斯跛跛，这两个心急火燥的小伙子，巴心不得一上班就下班，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活路拿到手上马上完工，好下班耍。他们横冲直撞，乱铡乱使力，一会儿就把“冲床”——一副简易模具，折腾成一堆废铁。三四天下来，钉子没铡出几打，一卷卷镀锌扁丝成了一团团乱麻。害得我们每天上班接过手的是付烂机器，首要任务就是搞机修，使“冲床”死而复生，才能开始操作。
那天，我本准备完成任务回家吃完午饭，再回厂帮这两个小青年的忙，解释一下操作的要领以及注意事项。原以为此刻李代表驾到是要表扬一下我们几个挑大梁的女工。谁知她冷着一张脸说：“那，啷个到蒲和平他们手里，机器就用不得了？”我心直口快地答道：“他们太着急了，……”没让我说完，李代表就打断了我：“他们根本没有挨机器，机器就是坏的。”我怔住了，望着满面怒容的李代表，突然明白了她讲话的意思。我急了，舌头打起结来，声音抖抖地：“你，你，你的意思是，是我故意把机器先弄烂了再交给他们，使他们完不成任务？”李代表意味深长地冷笑，瞟了瞟其他几个女工说：“那，我就不晓得了。”
过去，说我是反革命，我齐家贞不板不跳，因为灵魂深处实在找得出反革命的蛛丝马迹，说我是牛鬼蛇神，我也依理服教，因为弄神跳鬼胡言乱语的事，也算偶有发生，但是，说我干这种缺德勾当，不要说干，就说我有过这种念头，也是一种卑鄙的念头，也都是对我的莫大侮辱，我绝不能接受。
于是，我的“反动”本性暴露无遗，就像李代表的老公在女知青面前猴子本性暴露无遗一样了。
我提高嗓门，面色严厉地回答：“李代表，这不是事实。不信，你可以问她们，”我眼睛扫了在一旁呆住的陈裕惠，唐正华，张文秀一遍，问她们：“丝打完之后，我再碰过这架机器没有？”陈裕惠皱着眉头，轻声说：“是啊，没有。”李代表说：“没得哪个晓得，只有你自己心头明白。”她这种弦外有音的说话，使我更急更气了，我不得不同她争起来。我说：“李代表，你讲话要实事求是，我齐家贞不是这种人，莫说做这件事不得好处，就是拿钱请我做，我都不得干。”我脸红了，眼睛鼓了，筋也板起来了。李代表一点不着急，半笑半不笑慢条斯理地答道：“既然你齐家贞这么高尚，不做坏事，何必这么紧张嘛。”我不相让地回答：“李代表，你是领导，领导不要乱讲话，讲的话要负责任。”她沉下脸来，厉声呵斥：“我这个领导乱讲了话？我说你各人做的事各人明白，哪点错了？你齐家贞嚣张，又在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了！”
此时，过路的看客已经把门口前三层后三层封了起来，整个争论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很有兴趣继续听下去。李从芳说我又在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了，无异是在向大家宣布我是个阶级敌人，一提到诸如此类的政治术语，一想到我是阶级敌人，我便慌张起来，刚才理直气壮与李代表争辩的勇气一下子全没了，想讲的话也躲起来不见了。只听见我低声下气不断重复：“我没有翘尾巴，我没有翘尾巴。”好象幼儿园的孩子在申辩“我没有打翻老师的墨水瓶，我没有打翻老师的墨水瓶”。李代表情绪高涨起来，她转身向看客们望过去，深信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革命群众都会站在她一边，向阶级敌人开火。她再次对我强调：“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的人决没有好下场，你要小心点！”一个看客大约是想替我解围，长声吆吆地说：“好了，好了，不要影响生产了。”李从芳白了他一眼：“你们是一伙的。”
李代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李代表。
李代表平时自白：“我这个人就是要顺着毛毛抹。”顺着她的毛毛抹，她可以当你的媒婆，笑声比油炸麻花还香脆，不做事照样加工资，机器整坏了，帮你找个替死鬼……顺着毛毛抹竞如此至关重要。反过来，没有顺着毛毛抹，那你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翘尾巴了！
这类话威力真大，吓得齐家贞赶紧夹起尾巴做人。
后来才知，肚子里有块“绿宝石”在装怪，我的腰酸痛得要断，洗了头半小时身子还直不起来，地扫完了，腰还要弯半天，做事，身子挺直，转身，整个人转过去，弯腰难。那时候，“生病”和“找医生看病”常常不会联想在一起，生病完全是“靠天吃饭”，熬好拖好了事，直到病魔把你击倒，才想起世界上有种职业叫医生。
李从芳拿了根大圆杠子给我，要我同其他几个工人一起去帮打铁房运料。这个活，要走远路，穿过人民公园，下完令人望而生畏的数百步石阶，到重庆下半城一个其大无比的废铁堆，弯腰选择合适做抓钉的材料，选够了，两人一组一筐筐抬回来。经过十年劳动改造的我，这点体力劳动本不算个啥，加之抬多抬少一天走几趟自己量力而行，既无队长跟班，也无解放军端枪押后，更不会劳动回来晚上记梅花检查表现。对我而言，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正在害腰病，这种不断重复弯腰直腰的活路，我实在无法胜任。
我接过李从芳给我的杠子，犹犹豫豫地说：“李代表，我的腰痛，它……”我本想说它弯下去就直不起来，话还没说完，李从芳已经生气地把杠子夺回去了，还酸不溜啾地说：“喔，你腰痛呀？腰痛就回去养病，养好了再来上班吧。”听她这口气，好象我是装病逃避体力劳动，心里好委屈。我说：“算了，算了。我去，我去。” 无心再作解释，咬紧牙关也要做。我伸手想把杠子拿回来，李从芳不肯高抬贵手，倒像同我赌气，把杠子紧紧捏住，坚决要我回家把病养好了再说。她这不是在砸我的饭碗吗？我哪敢把病“养好了再上班”，兴许病没养好，人倒先饿死了。
李从芳高，她捏着杠子上部，我矮，我捏着杠子中间，她是在与阶级敌人装病耍死狗斗争，我只是简单地想保住自己的泥饭碗，两个人相持不下。郑洪海走过来，他调侃地说：“两个都是大人，一根杠子有啥好抢的，真是！齐家贞，人家李代表要照顾你腰痛，不要你去，你把杠子放了罢。”
前面，我说过，李从芳有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天才，现在，我认识到在一定的情况下，她又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天才。正反都是天才。
后来，就发生了我住院开刀切除胆囊和李代表警告大家要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的事。
我把李代表讲的话告诉了几个弟弟，兴国、安邦、治平都很气愤，齐声说：“不要去上班了，我们养你！”这样，家里除了
阿弟，又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几个弟弟愿意养我，但是，我愿意让自己来养活。在狱内，我以全部的时间精力和青春生命作交换，吃不要钱的饭，住不要钱的房子；出狱后，我为街道工业挤尽我的“奶”，用以换得每日的饭票。我已经适应这种自己完全不操心，“磨骨头养肠子”的生活方式，愿意一辈子这样过下去。现在，泥饭碗砸烂，这种交换中断了，我需要出卖劳动换饭票，却找不到老板要。
好像人在太空会失重，好像突然去掉长久戴着的脚镣走不来路，吃惯牢狱饭端惯泥饭碗的我，从此，为了三餐一宿，遍尝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