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是文革祸乱的第四个年头。那年年底在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开过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押送犯人的囚车曾驶进校园。
那囚车是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户，驶入五十七中后停在了校门的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将要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戴镣铐的重犯是位女性。
那是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后在严寒中席地而坐。除了他们，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一万余。
五十七中的语文教师杨秀媛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她已得知被批斗的重犯是班上的学生张大圃的妈妈。“镇压反革命大会”时常发生，她熟悉其阵势，痛苦便袭上心来：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现场？又怎能那样与母亲生离死别？慈悲的杨老师决定，由同班的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可是，在进入会场的小学生队列里却有大圃的妹妹张可心。
可心才十二岁，是铁路五小的学生。那天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没有让她上，在教师预备室里，她得到了专门针对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开会批斗你妈妈，全年级都去参加，你也要去，要站稳立场，跟你妈妈划清界限。”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她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为什么老师这样冷酷？为什么召开可怖的大会？妈妈，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们给你加上“反革命”罪名？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叫王佩英，她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在五十七中会场上有不少孩子认识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邻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想起以前自己的妈妈和王阿姨说说笑笑常来常往的情景，又想起王阿姨对自己的亲切和慷慨，她在“三年困难时期”吃过王阿姨给的包着玻璃纸的牛奶糖，家里还有件王阿姨送的礼物，是个漂亮的纸制小手风琴……
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会场上秩序森严，杀气熏天。犯人们都被押上来了。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子。她不服，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了一溜。发言人宣布他们的“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观众扬了一下。
杨老师看清了大圃的妈妈那张惨白、消瘦的脸。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着她的下颌，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现出凹陷。她不肯低头，分明是在抗议，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镣铐“哗啦”一响，杨老师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脚上，她的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恐怖大戏就这样在众多中小学生眼前继续。会场上口号震天。犯人们被押下去时，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令人闻之悚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一片寂然。
可心抱住双膝埋着头，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忍耐。听见镣铐的声音，她知道亲爱的妈妈走了，越走越远，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这纤弱的女孩一动没动，悄无声息的泪滴滴落在地上。
散场时，五十七中的学生们排队返回教学楼，外校的学生们也都排队走回自己的学校。那辆囚车从校门里驶出，在他们身边扬起一路烟尘，消失在街道尽头。
元旦过后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铁道部宿舍一带贴出了毛泽东语录当头的布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年以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补 记
王佩英女士因言获罪，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杀害，一九八〇年四月平反。她是七个孩子的母亲，文中的大圃和可心是她的六子和幺女。
王佩英女士的事迹详见《炎黄春秋》二〇一〇年第五期《寻找王佩英》一文（作者郭宇宽）以及中共党史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第八卷、河南党史回忆录专辑《没有枪声的战斗》等文献。
二〇一〇年王佩英女士遇难四十周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的三子张大中先生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有五百余人前往参加。
（本文根据笔者二〇〇九年对多名当事人的采访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