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父亲治平除了留点零用钱，工资都交给我安排家用。安邦坐满三年刑期从劳改队释放，东一顿西一餐在外面混，很少回来，兴国和阿弟一个住在通用厂，一个住在朋友家，知道家里多了一张闲嘴，他们每月尽量省些钱交回来。我被大家抬着养着，像个寄生虫，心里非常愁闷。
不久，十五段新上任的曹户籍来我家，他建议我改正缺点错误，还是回机修组上班。我问，我的缺点错误在哪里？他劝我：“在机修组，你年龄算大的，要检点自己，在年轻人里带个头，不要挑拨离间……” 我一听，暴跳如雷，管不着面前的人是谁。“什么？说我挑拨离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最痛恨的就是挑拨离间。”我不容他人置喙，一无遗漏地把这个庙小鬼大王八多的机修组，偷懒偷东西偷人的丑事，从当头的李从芳到下面的工人们，从外面的“机关”到内里的名堂，上班鬼混，下班打群架杀人，凡此种种缺点错误甚至罪行，都揭了个够。我问，现在我离开了，他们的架比过去吵得更激烈更频繁又是谁在挑拨？正直的人是挑拨得起来的吗？且不提我为机修组义务加了多少班，且不提我做事有多尽力多认真，只消查一查我的生产记录，再看看接任我工作的人，十天半月里究竟交出了几个产品，你就知道谁做事谁不做事专门挑拨，你就知道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其中的差别有多大！
真有罗切斯特把教堂所有的人引领到他的庄园里，当众展示他心爱的简۰爱和他长久善待的疯子老婆： “看看这天壤之别！”心中的彻底痛快。
非常有趣，这个户籍既不指责我“反攻倒算” ，也未批判我攻击“革命群众” ，而是认真听完我说话，未表态，拍拍屁股走了。
话讲得很过瘾，争硬气，坚决不回机修组。“不食嗟来之食”，那就准备饿肚皮！
操纵老百姓“劳动－饭票” 大权的街道革命委员会劳工委员“李白毛” ，一口拒绝给我工作，他说我是自动离职。
张文秀借给我一架缝纫机，说是借，倒更像是偷，大家都在做贼。为了避免双方地段积极份子看见，怕他们指责张文秀同情反革命，治平不敢去她家拿，由她把缝纫机运到较场口，治平再从那里驮回来。我用它操起二十多年前十一二岁心慕手追自学的手艺，为刺绣厂外发枕套绣花。第一个月下来，得了二十五元钱，除去棚子机针丝线，净挣六元。
工厂拿出来的加工货按件付钱，是选了又选没人要的最费工最不赚钱的活路。首先，本厂的计时工们选，然后，发货人厂外的至爱亲朋熟人熟脸选，落到我这个新人手上，只能是图案最复杂分值最低的“鸡脚杆”——几乎没油水可言。这就是说，我得要投入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精力来换取饭票。除了吃饭，我每天从清晨八点到晚上十一点共十四五个小时，我都勾腰驼背在缝纫机上，天天如此。我是新手，就算第一个月我的凈收入是二十五元，平均每小时工资不到六分人民币。
活到三十四岁，我才体会到，当一个人以每分钟每秒钟作为计时单位，分分秒秒都与金钱挂钩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就像奥林匹克的短跑运动员，每秒钟甚至于十分之一秒钟都是至关重要决定胜负的时刻，那种紧张与激烈可以令人精神崩溃。之所以运动员们的精神没有崩溃，那是他们的紧张激烈只需紧持十秒十几秒就过去了，而我，则是每时每刻每天都在为挣钱紧张，分分秒秒在赚钱机的压榨下过日子，心提到喉咙口，胸口随时被沉重塞住。
当亲爱的狱友来看我，我脸上荡着笑意，心却在哭泣，牵挂着缝纫机；我嘴上挽留他们多呆一阵，心却盼望他们快点离去，好多出一点产品；送去车站，半路上我扔下他们赶紧回家，回家好做机器人；一边干活一面骂自己混账无情义，又想追出去再送友人一程。
我到底是谁，一直自视清高，视钱为无物，现在却老想着挣钱，想着要我命的“挣钱”机……
心要你往西，现实强迫你朝东，处处在自相矛盾，时时心口不一，我体会到，精神就是这样分裂的。才两个月，我已极度疲困，脸黑面瘦，睡眠比过去更糟，神经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我不得不放弃鸡脚杆活路。
幸好，还没有精神分裂，救星就来了。高中同学朱文萱的丈夫叶光远说：“齐家贞需要帮助，我们应当为她做点事。”他敲开了凤凰服装厂的“后门”，该厂姓向的团支部书记破格收我进去。
我的工作是提着三公斤重的熨斗熨烫男士衬衫，它计件不计时，可以早来晚走，当然不能早得尚未开门，不能晚到要关门还不走，所以做工时间还是有限度的，比每一分钟都与赚钱挂钩的机器绣花好多了。第一个月我挣了二十六元，与机器绣花不同，它需要的是汗水与体力，而不是机针和丝线，所以，二十六元是纯利是净得，不仅上班时间比机器锈花短，挣的钱多些，精神压力也小了。
本来，我可以多挣一点，如果有师傅或工人愿意给我指点，教我衬衫的哪些地方要有“卖相”，需要多打一熨斗，哪些地方褶在里面，基本不需烫，而不是现在这样平均使力面面俱到，我完成的件数将大增，工资可能加番。但是，没人愿意同我打交道，没人愿意帮助我多挣两个钱，他们全都是该厂的职工家属，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大家用疑惑甚至恶意的眼光打量我，这个根本不认识，绝对不是凤凰厂职工家属的外人，到底是靠谁的面子进这里来的，好像我是只钻进羊群的狼。而我也把自己孤立得远远的，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劳改释放犯，以及这只“狼”是怎样钻进这群“羊”里的，我不能让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向书记受我连累。所以，我守口如瓶，狼尽量躲开羊。
初中同学黄有元的三姐，很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终于找到烫衣服的职业后，出于对妹妹儿时友人的关心，叮嘱黄有元：“告诉齐家贞，叫她安心干这个工作，烫一辈子衣服。”
我感谢她的好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当然愿意一辈子当烫衣工，有口饭吃。关键在于他们让不让我烫下去，别说烫一辈子，就是烫一年两年也不容易，权在他们手里。这个工作其实是肥缺，那些体力好懂诀窍的老手，一翻一件，一翻又是一件，最多的一个月可以到手一百元。才去的新人，只要有人点拨，进步很快，挣五六十元是常事，家属子女排着长队在等候空额，每个人都绰有余力把我这只狼挤出羊群去。
不清楚背后有什么活动，他们真的把我挤了出去。我被调到机器锁扣眼钉纽扣，月薪是死的三十四元五。和我一起干这活的还有一个女工，我实在不懂，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女子，为什么老是昏头昏脑出错，不是袖口的扣眼打错了地方，就是男衬衫前块多打了一个洞，返起工来比做一件新的还麻烦。我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错，生意淡季时我被放了，因为她是该厂一个裁缝师傅的女儿。
我失业了，时间又多得成灾了。
友人许金英请我带她五岁的女儿圆圆，金英对我非常好，正找不着机会报答她。圆圆长得胖嘟嘟的，我深怕她在我手上掉膘变成扁的了。一日三餐，我装狗叫装猫叫哄她吃饭；中饭后我费尽心机要她午睡，“吃了就睡，油才爬背” 。我父亲下班回来，让她骑在肩上，一老一少去较场口捡鹅卵石；晚上，不管大家多困，先要满足圆圆做三十五个前滚翻后滚翻才能打地铺睡觉。圆圆精力充沛，整日东跑西跳，跟在她后面很辛苦，但是，小圆圆为我们制造笑料：她对金婆婆不礼貌挨了两个手板（象征性的），她批评大人打她对她不礼貌；她说鸡妈妈教鸡妹妹吃虫，她也要吃虫……这个屡遭风霜雨雪洗劫的家，终于有了点笑声，有了点家的气息。
因为带圆圆，带来了一段故事。
蒋忠梅的女儿到我家见到可爱的圆圆，非要带她去她家玩，说好第二天我去接她回来。当时，我成功导演的“恶有恶报”揭穿小梅妈妈“跑二排”( 公安局暗探) 真面目的戏刚演不久，两家关系处于“渐渐淡出”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绝交，仍是“好朋友”。
去蒋家接圆圆，我见到一位戴眼镜的客人，近四十岁，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眼睛炯炯有神。他头发稀少，背后就能见到的方腮帮显出一种刚毅，一望便知是个聪明人。他正坐在桌旁抽烟，抽烟的姿势很优雅。
见我仔细向蒋忠梅打听这二十四小时内圆圆的吃睡情况，这位客人以为我是圆圆的母亲，向母亲美言几句她的孩子，那是最得体的恭维。
他向外扬扬手对我说：“圆圆很乖，今天中午的牛肉水饺吃得不少，也睡了十多分钟的午觉。”
他就是老柳，柳其畅。圆圆正和他八岁的儿子柳晴在外面追来追去，只听见她不停地叫着小哥哥小哥哥和一连串咯咯的笑声。
小哥哥是个百里千里挑一的小胖子。跑的时候，两个拳头大的肥奶子在汗衫里蹦上蹦下，因为身子也肥，两只肥膀子老得像鸡翅膀似地撑开，一双小手伸出来，圆圆滚滚的指头根上连着十个深深的酒窝，可爱极了。但是，他的脸不肥，具有雕塑美的面孔上每根线条都无可挑剔。看到这张脸，你不得不赞美他母亲的美丽（当然还有他父亲），遗憾她为什么今天缺席，同时，你也得赞扬他父母亲在健康的胖儿子身上所付出的辛劳。
老柳后来告诉我，他从蒋忠梅处得知我的情况。蒋告诉他，齐家贞是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一位骄傲的公主，要不是那十年牢狱，她怎么会在这里同你我认识。奇怪这个公安局暗探，她对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评价。
一周后，柳其畅约会我，去枇杷山公园拍照，除了我，父亲和治平都邀去了。当时，拥有相机是普通人的梦，不像现在，抓一把城里人，十里九个半人有相机。老柳那部是世界名牌德国的蔡斯，拍的数张照片效果都很好，特别是我的两张单身照，眼睛里曾经有过的光辉是暗淡了，但三十五岁的我，一双大辫子，看上去还是很年轻。
老柳五七年给打成右派，开除军籍回家自谋生路。这些年来，他遍尝生活艰辛，当过钳工、糊信封工、剃头匠，卖过中药小单方，现在洗印照片为生。如果哪天他钱挣得多，就带着独儿子去餐馆“杀一顿”，他满含爱意和骄傲的眼睛，盯着站在椅子上的儿子神气活现地宣布：“要大份！”
八年来，老柳用他多种多样的生存技术和不断积累的生意人的精明狡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的夹缝中，把十个月就没有了妈的儿子带大。他现在已不再是那个单身爸爸跑到药房求援，“有没得停止想心思的药”，售货员劝“那你就不要想嘛”那个时期的他了。痛苦已经过去。
时值盛夏，柳其畅请我去他家作客。那竹木捆绑的房子像个蒸笼，热得比露天还可怕，手指往额头上一刮，大把汗珠顺着指头哒哒哒摔到地下。我俩撤退到枇杷山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门口，幽幽冷气比现代的空调更令人神清气爽。在这里，老柳向我表示了爱意。
老柳说他对女朋友有三个条件。第一，相貌要上他的分数线，起码七十。他说：“我打给你七十五分多，八十分差一点。”我哈哈大笑：“是吗，我想我不值。妈妈评我不丑，但并不漂亮，你给我六十分，就恰到好处，我就心满意足了。”第二，要有点文化，初中高中就行。我高中毕业，达到他的上限。第三，人要单纯，他是指社会关系要单纯，结过婚没关系，最好没得娃儿。他说八年来，亲友介绍的女人没有一个排也有一个班，他看女人都看得麻木了。有的年纪太轻小二十岁，说不定是在帮别人养，不干；有的是县疙瘩向阳花，户口在农村，迁进城市太麻烦，不值；有的结过婚，带个娃儿来同柳晴抢糖吃，他无法接受。
他说，我是他打起灯笼都难找的合意人。他兴奋地同好友邓益知聊我，谈了几个小时，烟头装满了一个三五牌的香烟厅。
你看，老柳多有头脑，他对感情婚姻如此冷静理智，一条一款先作规定，再“比着箍箍买鸭蛋” ，这样找对象多么新鲜有趣。对比起来，我这个劳改十年，像在修道院里修了十年的修女，觉得自己很蠢，从没想过要找什么样的人，像物理课讲的分子作“布朗运动”随机地碰，碰上了，把他放在想象里，按照歌里唱的、书上读的、电影院看到的那些美不胜收的爱情故事，自我加工美化，以为他就是梦中情人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七六年，文革十年下来，灵魂革掉了，只剩下横流的物欲人欲，连爱情婚姻也成了炒十景，把七股八杂与感情根本无关的东西都塞了进去。“一套家具，二老归天，三转一响（自行车两转，缝纫机一转，收音机一响），四季发财，五官端正，六亲不认，旗(七)开得胜，八面玲珑，酒（九）烟不沾，十分听话”之类的混账女性择偶标准的顺口溜风靡一时。这是当时社会思潮的真实写照。欣赏“只要有爱情，你的铺盖加上我的铺盖，你的床板拼上我的床板，我们就是一家人”，欣赏“我穷，但是志不穷”，“我穷，但是我有梦”观点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
我崇尚爱情至上，不允许搀杂任何杂质。爱情不是去赶场，别忘了拎个口袋带足钞票；爱情不是出门旅游，冷静清点一二三四都带齐，什么也别漏；爱情不是先秤秤自己有几斤几两，可以讨价还价卖个好价钱。爱情是无歇息地和他一齐向前行，不停顿地付出自己。他是高官，我为他持家教子；他是平民，我为他做饭缝衣；他是叫花子，他拿打狗棒开路，我提讨饭篮跟随。只要有爱情，有钱没钱，日子都一样的甜蜜。
我同老柳的观点很不相同，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向我表达了爱意，三十五个年头我在冰水里度过，今夜，我心里一片温暖。
就这样，我开始了今生今世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一段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大约多数是庸人）的臭皮囊无法抗拒的，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的历程。
我开始经常想念他。
我们经常在重庆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约会。傍晚，我俩一起欣赏只有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才能见到的灯光海洋，我们坐在红星亭里长谈，几十年放在心里的话，今天打开了闸门。打火机掉下了坡，他去拣，拣回打火机，凉鞋又滑了下去。夜深人静，我们沿石阶缓缓而下，查夜的民兵差点带我俩去派出所扣押，说是这大年纪十点过还不归家，不像是好人。分手了，剩余的话滞留在肚子里，明天馊了怎么行。
老柳的母亲刚刚病逝，是她帮忙把小柳晴带大，现在丢下三代男人，里外担子压在老柳一人肩上。老柳要出门挣钱谋生，家里最大的难题是他八十岁的老父亲弱不禁风，无能为八岁的孙子做午饭，也管不住这个小顽童，小顽童放学后不思回家在外面贪玩，耽心他学坏。老柳的家需要有个人统领。
贫下中农出身的柳其畅根正苗红，十五岁谎称十七参加志愿军赴朝鲜打美帝。一起去的三个同学血洒疆场，就他活了下来，子弹只擦破他膝盖上一块皮。他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炮火轰鸣的间歇中，小青年还有心思给高中情人写信。他随着大兵团直捣南韩，已深入腹地登上山头，汉城的灯火影约可见，得意之时，才发现中了奸计，钻进了人家安置的大口袋里，他们被美韩军队横切成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吃掉。数量巨大的中国志愿军当了俘虏，爱国的败兵柳其畅和他的战友们在北斗星的指引下，历尽艰辛逃回北韩。
路上，老柳他们抓了三个土耳其兵，“缴枪不杀，志愿军优待俘虏” 。暂停退却休息时，三个俘虏坐在一个给炸烂的断桥上，突然背后一排子弹射过来，刚才还在摇晃着腿聊天的土耳其兵应声而倒。送命的原因是他们磨磨蹭蹭，影响部队撤退。
同时，他们救起了一位掉在水里狼狈逃窜的战士，他就是日后的将军李德生。数年后，老柳打成右派走麦城，曾写信哀求李将军看在当年救过他性命的份上救柳兄弟一把，李德生已不记得柳其畅了。
五五年朝战结束老柳光荣地回到中国，五七年，上面奖给他一顶“右派”帽子，开除军籍，回家自谋生路 。二十一岁的柳其畅视部队是他终生的家、是他的命，他给人从家里赶出来，不要他活命，浓密的头发一撮撮掉，年纪轻轻就秃了顶。
他忘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父母” 不批准他和高中同学心上人江爱结婚，因为她的姑妈是国民党参议员，老柳深感不满。凭他出身好的金字招牌，凭他十五岁穿军装保家卫国，凭他九死一生从资本主义南韩逃回社会主义北朝鲜，凭他在部队是优秀干部预备党员，他要给“父母” 提意见，较个劲出口气。明明是报上看的右派言论，他说是他自己的观点，明明上面不打算整他叫他住口，他偏要说下去，你能把我怎么样。拼死拼活要上沉船，一船人沉下去他也没幸免。
与江爱婚姻未成，前途断送，柳其畅灰头土脸从军队回到家。父母亲猜到儿子大约是出事了，他不说，他们也不问，好像儿子刚放学回来。孩子啊，肚子饿了吧，先吃点红薯垫个底吧。
这才不是口头自诩的父母。
在北碚工厂当钳工，墙报办的好，厂方领导向〈〈上甘岭〉〉剧本作者介绍，就是这个右派柳其畅，他参加过上甘岭战斗，你可以采访他。实打实拿命拼的参战者变成右派，在摇笔杆写剧本的作者面前抬不起头，柳其畅愤愤离开。到了市中区信封厂，他同一帮妇女糊信封。文化大革命开始，婆婆客们要革命，指令柳其畅胸口必需挂个“黑五类”牌子，以示与革命群众的区别。他留下一张条子“这是对我的人格侮辱”，扬长而去。
他卖过补药，滔滔不绝的口才，说服过路人下决心补身体；他卖过秘方单方小册子，听众自觉自愿为家人为亲友为自己掏腰包，自己当医生；他剃过头，走街穿巷把剃头刮子弹得当当响，为男女老少上门服务。他现在洗照片，白天出门收货，晚上回家印洗。也有朋友为他招生意大家分成。
这种私人生意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文革的对象，工商行政管理局派出大量的“精蹦的鲫壳” 和“祖国的花朵” 追割这些“尾巴” ，追得他们鸡飞狗跳，到别处开辟新市场。损失当然是难免的，剃头工具相片框子补药单方被没收，有的倒霉鬼还被抓去坐监狱。老柳机灵运气又好，东西给没收过，但不曾坐过监狱。挣这种辛苦钱时多时少不稳定，但总收入还是比普通工人多很多。
不久，我又住院了，上次是切除胆囊，这次是胸膜发炎（结核菌进入胸膜引起的）。
狱友骆隽文介绍我住进他上班的江北第三人民医院，该院条件简陋，但费用低廉。骆和他的狱友太太侯箐都是我的好朋友，就住在医院不远的宿舍里。
我与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同室，她的天真无邪和“亚非拉叔叔阿姨请你到我家，请你到我家，我家住在红岩下，住在红岩下……”清脆悦耳的歌声，使我想起那个无忧无虑生活在自己明亮世界里的小齐家贞，我年轻了。
我俩倚在窗台上看伍疯子发疯。今天，他蓬头垢面的脸上喜气洋洋，破烂不堪的衣服上加栓了一根领带——比他裤腰带宽一点干净一点的布条，双脚趿着无后跟布鞋，摇摇摆摆得意地走在最前面，后面是一大帮喧哗着欢腾着的追随者，一路浩荡地开到裕丰纱厂的坝子里。
伍疯子登上戏台，他今天特别高兴，那么多观众正聚集在台下看他表演。他手舞足蹈像在做广播体操，沿着舞台转圈，似乎在表演他想象中的舞剧。
我和小女孩离得太远，从楼上看过去，伍疯子只是一个小黑点。突然，大约是小黑点感到热，他开始脱衣服，一边舞圈子一边脱，索性都脱，把一件一件脱下的衣裤堆成小丘，最后，一丝不挂，小黑点变成个小黄点。女观众们吓坏了哇哇叫，好象有鬼追，早跑得一个不剩。男同胞则欢声震天，男人的侗体他们也爱看，并且还为伍疯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热烈鼓掌。我和小女孩只知他已是裸体，但什么也看不清，所以没给吓跑，只觉得有趣极了，开心得不得了，还放肆地大喊大叫起来。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现医院楼上居然有两个女观众。于是，男观众们由点到面地转向我俩，他们朝我俩呐喊呼叫，热烈赞扬我俩有勇气看光身子男人。吓得我和小女孩赶紧缩回脖子，不知躲到何处才安全。
怪不得人们，包括我在内，那么喜欢看疯子，一发现谁是疯子，便兴致勃勃紧追不舍，他们反常的言行，令每个人都放肆地笑，笑够笑死。我体会到那是因为在疯子的带领下，非疯子也变成了疯子，走到哪里疯到哪里，解除了灵与肉的“纽扣”和“裤腰带”——象伍疯子在舞台上那样，完全不受约束，活得随心所欲，随处是世外桃源。
这是自我被捕后近十五年来第一次毫无拘束的彻底的笑。我曾经非常爱笑，有事笑，没事也笑，赊账赊来笑，说一句半句俏皮话就能像狗拉尿似地走几步拉几滴走几步拉几滴地笑，笑得收不了场。
十年劳改和延续的苦难，像暴风雨无情地冲刷掉我爱笑的天性，像利剑割断了我爱说俏皮话的舌头，我变得过于的一本正经，过于的严肃刻板，不近情理。兴国见我穿了一件粉红小花衫，高兴地说：“姐姐好操呀（穿得漂亮） 。”我认为他是在指责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马上沉下脸不高兴了。别人难以同我相处，我自己也活得了无生趣。
现在，我有男朋友了，相信爱情会使我重新快乐轻松起来。
医院离城挺远，除了父亲弟弟来看过我，老柳也来过几次，还写了信，信上说“你有‘核’武器并不可怕，我们一起战胜它”，信的最后还风趣地给我一个美国总统“卡特式的致意”。他的文章充满才气，写得一手好字。
住院期间，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附近农民喜爱种植桃树，此时，家家都点缀成粉红色的花园。医院不远处，有座桃花山，遍山遍谷怒放的桃花，把整座山装扮成粉红色，极尽富贵，极尽端庄。春天就要来了，春天先到桃花山。
我和老柳奔向桃花山，山顶有一座塔，象美女亭亭玉立在粉红色钻石上。我们爬上塔顶，被粉红色的光芒包围，心花怒放。
塔顶墙上刻着“美哉，桃山”，“人间仙境”以及某人某日在此一游的留言，我俩也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刻在那里。遗憾的是空隙太小，我俩的名字无法放在一起，一个上一个下，相隔得老远。我后悔，要是老柳先刻就好了，那我一定在尽可能靠近他的地方刻下我的，哪怕字小一点，也没关系，两个人的名字应当在一起。此时，我俩的身体相距很近，只要一伸手，他就可以把我揽进他的怀里，只要一低头，他就可以亲我。我期待着，心怦怦地跳。
他转过头说：“上面很冷，我们回医院去吧。”
老柳对我讲过一句很动情的话： “你十年青春在监狱里浪费，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你得到补偿。”他一语中的，说到我的心坎里，世界上没有第二句话更能震撼我的心。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讲这句话的人，单这一句话，已足够令我下决心跟他一辈子了。
我被温情催眠，做着梦，细细咀嚼他数量不多但分量很重的甜言蜜语，幻想着与他结合后生命的幸福。一切都像小说描写的那么美好圆满。那天，老柳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快乐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