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广东沿海一带曾发生持续的数十万人的逃港潮。对这段历史，网上已有一些文章记载。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向世人昭示那段活生生的历史，并向当年为追求自由理想和美好生活而义无反顾投奔怒海的无数逃港者致以敬意。
当时我家所在位置在北江边的坑口咀，距英德县城二十公里。这儿叫英德茶场，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一家因国家经济困难被从广州疏散到这里后，意外见证了这段历史完整的切片。文革开始后不久，劳改农场撤销，迁到更偏僻的山里。接着这里变成了下放干部农场，原来关犯人的监狱稍加改造又变成了关下放干部的“牛棚”。69年后，下放干部回城了，这里又摇身一变，成了知识青年农场。（79年中越战争，这里负责接纳越南难侨的场所。这是后话了，与本文无关。）
1973年我十五岁。粤北的一月末北风呼啸，阴雨绵绵，天气很冷。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围在炭炉旁边烤火。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我们紧张起来，门刚打开，黑暗中闪进一个人来，他浑身湿漉漉的，冷得牙齿打颤。他是我们家熟识的一位知识青年，名叫武军。母亲把头探出门外，确认没人，赶紧把门栓上。让武军洗澡，换上了干衣服。
武军的母亲和弟弟都在香港，而他两个姐姐都与他同在一个知青农场。为与母亲团聚，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逃港了。第一次，他们结伴的几个人在惠州的崇山峻岭里走了七天七夜，在海边已经看到香港璀璨的灯火了。他们下海在滩涂里艰难前行，鞋被海泥吸掉了，尖利的贝壳将他们的脚划出一道道血痕。眼看对岸不远了，他们却被涨潮推回了岸边，然后被发现遣送回农场。这一次，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斤糖果和一斤高度酒精和用罐头盒改装的酒精炉，糖果是用来充饥保持体力的，酒精则是用来煮开水防止食用山涧生水生病的。他们晚上赶路，白天潜伏在灌木丛中，不想还是被发现抓了回来。他被关在知青连队队部的房子里，趁看守的人不注意，他折断窗枝跑了出来。在那个年代，收留“逃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我们都不认为他是坏人，他们一家几兄妹对我们落魄的一家一直很友善。我们应该帮助他。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将五元钱交给武军，那时我们全家五口人每月总共才55元，五元对母亲已经是不小的数目，它可以帮助武军买到回广州的火车票。母亲还给他装了一小兜的红薯，让他在路上吃。他含着热泪告别了。坐附近百姓的小船过北江，再走7公里，就可以在河头搭上火车。
我们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候他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听他姐姐说，他成功了，但他们二男一女同行，另一位男青年已沉入了茫茫大海。他们上岸后找到公用电话，接报后家人将他们接走。以后的数年间，他都用他弟弟的身份证逃避警方检查，直至后来香港当局宣布大赦。
我们农场一家人就这样与广州一家人结下了深深的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