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长征，因为后来的成功，所以这次军事流动也就被解释为是北上抗日，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主动战略转移”。事实上，这不过是胜利者根据自己的意愿粉饰曾经的历史真相。历史事实是：长征就是一次失败后，为建立和寻找新政权（根据地）而进行的流窜——而且是盲目的流窜，可以用现在形容一些民工的词汇：盲流。
不妨先看一下长征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1927年秋收起义后，朱毛开创了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开始了中央苏区的噩梦。于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侥幸成功之后，第五次反围剿以红军的失败和元气大伤使得中央苏区在劫难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了没有方向的战略败退。
败退途中更是毛泽东自己所谓“叫花子打狗，走一路打一路”，没有章法，也没有前途。唯一的目的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地盘（政权）。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根据地，起初中央红军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换言之，投奔二、六军团在湘西建立的政权。然而，长征初始，掌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乱跑一气，几乎使红军陷入灭顶的边缘。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当时的任务是什么？转移到哪里去？这些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掌权者始终秘而不宣，甚至连师一级干部也不清楚。尽管对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秘而不宣，但把“家”搬到湘西去的意图，却很快被蒋介石所识破。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所幸这几道封锁线都被红军一一突破。11月底，红军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更要命的是：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异常严重，事实上到湘西的路已经被堵死。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湘江，蒋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区域“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健按“南昌行营”的电令，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构筑了四道碉堡线。为此，擅长游击战的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于是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避免了在湘江以西全军覆没的命运。
湘西去不成，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决定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准备自己在川黔建立政权，所谓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面前最中心的任务”。
然而，打下遵义后的1月中旬，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系“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在红军的右后侧跟追，直扑贵阳，而后出清镇北上。湘军刘建绪部共4个师进至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川鄂边徐源泉部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联防，防堵中央红军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四川军阀刘湘，派川军进入川黔边界，阻止红军北上。蒋介石又命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封锁横江。桂军廖磊部计3个师，也进抵黔南的独山、都匀。黔军犹国材、柏辉章等部北渡乌江，直逼遵义。总之，蒋介石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局势相当严重，中央红军要在长江与乌江之间、回旋余地不大的黔北地区打破敌人的围剿、站稳脚跟、建立新的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这样，红军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同时指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当时党中央的意图是，争取在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入川时，在川西北地区转入反攻，三路红军协同作战，首先击破川敌，争取“四川赤化”。
谁料此招被蒋介石识破，他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由于刘湘深恐中央红军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全川，因而倾全力阻击中央红军，采取了所谓 “北守南攻”的两面作战方案。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刘湘调集川军12个旅计36个团的兵力分段封锁长江，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长江沿岸，实际上已被川军严密封锁。当红军由黔北进入川南时，各路敌军也同时向川南奔集。此时，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果渡江不能得手，中央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为求生存，红军只好放弃在四川建立政权的企图，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因此，红军各部乃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在获悉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建立了政权后，中央红军又决定前去投靠，于4月29日，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边急进，并于5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然后从会理北上，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股红军会合后，总兵力达10万多人。毛泽东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然而在合股中份额更大（几乎占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张国焘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结果，双方不仅分道扬镳，还剑拔弩张，差点演成一幕现代鸿门宴。
而后，只有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的中央红军只好另作打算。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战略行动方针的报告》，提出改变“川陕甘计划”：“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要实现这一方针，“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换言之，准备依靠苏俄政权。
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占领甘肃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带。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休养和整编，并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于是提出了去陕北会合陕北红军的意见。肖锋在其《长征日记》1935年9月22日记述：“方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6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休息期间，党中央从榜罗镇的一所高级小学校得到了更多的报纸杂志，从中进一步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党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原定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很快，陕甘支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下继续北上，连续突破西（安）兰（州）大道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胜利会师。
从整个长征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在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失败后，不得已中央提出转移，一开始原想和湘西的贺龙会合、在反围剿时期也已经派出任鄙时、萧克带领六军团先行开路。后来被蒋介石识破、在红军必经路上设下重重防线。不得已红军转向贵州、想在那里找到落脚点。可是中央军和黔军、滇军抓住不放、在贵州绕了一圈后径向云南以摆脱追军。（期间曾希望从四川过江北上立足、也被老蒋识破、结果损失一军团兵力，有折南下。）云南有强大的龙云、后又有追兵不敢久留，只好渡江北上入川，不能入川东（四川军阀实力强大），走山路以避开中央军和川军的围追堵截、所以红军一直沿川康边境走、听到川北有实力强大的红四方面军赶紧去会合、希望在川陕一带有所作为。不料会合后张国焘见一方面军人少、就想夺中央权、非要强迫中央一起南下。中央就乘机带领7000人的陕甘支队去找报纸上看到的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去了。
综上所述，红军（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完全是出于被动的、是为了投靠其他政权（包括苏联）和逃避危险、保存自己进行的行军。长征如果要说原因的话只能是这个了。长征是以反围剿失败后的突围开始的，长征开始的时候，红军的目的地并不确定，而且更多时候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红军希望着能够卷土重来，重回苏区，一方面，红军期望能够到其他根据地去得到残喘的机会东山再起，甚至，红军自己也因为究竟要走向哪里差点进行了一次足以导致红军彻底覆亡的斗争——这就是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纠纷，也就因为这个纠纷，红四方面军大部分成为葬身沙漠的西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