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转送海涅对模仿者说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很流传，却是德国撒但教徒的隐语，长期以来没有人说清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随着马克思加入撒但教的真相被披露，还有共产党的“光照帮”前身被揭示，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了：即这两个人以诗、以文播的是恶龙种，收的却是邪跳蚤。
海涅和马克思这样说，表示的是对学习他们写诗和撰文的人的不满。但倘若他们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共工中国”，听到“红小鬼”的称呼，听到全民唱《龙的传人》，就会很满意。他们要的就是对神州大地炎黄子孙的这种改造：从刘邦“龙种”说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到全民是“龙的传人”，毁灭中国人。
刘邦“龙种”的说法见于《史记》：“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司马迁记下那时候民间关于刘邦出身的说法，是否真实很难考证。但“好酒及色”的社会特征，足见刘邦混在平民社会中，是没有干卦所述之“龙”的高贵。那么关于其出身“龙种”的说法，很可能就是民间在刘邦大业有成后的一种解释性的传说。
以奥地利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看，刘邦认可“龙种”传说属于其超越自卑的心理补偿。平民心态中，神龙在上仰望才可见到，蛟龙凶猛威武异常。成为一个头儿，有这种传说，无疑是可以加强权威的。于是这就逐渐成为皇家“专利”。就儒家而言，贵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龙马精神，把人跟龙拉扯在一起或者视为“龙的传人”，纯属邪说，是小人思想。孔子是其父母“野合而生”，但这一点没有妨碍他的学生和历代皇帝对他的次要内容，因为其言行事迹的高不可攀明摆在那里，出生不怎样反而显得其人品格调难能可贵。贵物质不如重精神。
如此看来，龙种说比喻皇帝的血统高贵，龙袍成为皇袍，当成皇权的形象化象征，倒显出汉朝儒家平民化了，日趋缺少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尚古而不赶时髦、好酒不怕巷水深的自信。古人崇拜能够带来的吉祥、福气的“龙”，但并没有人说过自己是“龙的传人”。皇帝之“真龙天子”说，与“龙的传人”南辕北辙。中国人敬畏龙，也就是将其当作一种皇权象征或司雨的力量，而不是把自己卑微地贬低为这种“兽”的所谓“传人”似的后代。中国人很清楚，龙是兽，非人。
中国文化传统中对龙“敬”，是贵族文化中做正人君子所需要仿效的一种刚健的精神和在天上的腾飞力量，但毕竟是神人的坐骑，是兽，是低于人的生灵；对龙的“畏”，是平民文化中对皇权“敬而远之”的“惹不起”的躲避心态，但也只是不愿意引火烧身而对权力的闪避，还没有斯多哥尔摩综合症那种病态的爱。由此可知，“龙的传人”完全是一种西方传过来的思维，包藏着阴谋与祸心。
龙是皇家“专利”，是皇权世袭制的符号。中国没有“龙的传人”之说，谋反也不会这样说。中华民族真正的图腾是干阳•一，坤阴•二，是由《周易》文化中崇“易”之“上日，下月”的天地崇拜的高度抽象的文化符号，抽象程度甚至高过《圣经》中的神。中国百家姓的图腾符号中的动物图案，都是实有动物图形，没有“龙”图形。中国人的“十二生肖”是文化习俗，于图腾崇拜关系不大，并非认为自己是这些动物的“人体”存在形式，而是祖先传下来的一种与动物寻找相似之处，以友好相处的生肖文化，属于炎黄子孙“和为贵”大文化中的小文化。“龙的传人”在中国缺乏历史、考古和民俗文化的支持，属于西方邪魔文化。
“龙的传人”的说法被中国人听到和接受是很近的事，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出现的事，似乎就是针对炎黄子孙在大陆被变异而来的。针对什么呢？
《龙的传人》首先是1978 年12月16日，台湾作曲家侯德健创作的一首歌。两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工中国）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会被称之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历史性的会议”。时间，其实就是生命的连续和转移。《龙的传人》就是为中共变异华夏国民为共工部民成功而创造的。这是台湾和侯德健自己都不知道的，也只是被历史地安排了。时逢美国政府宣布与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断交，出于战略利益考虑转与危害人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侯德健心潮起伏之下填此歌词，其实他并不真正知道这首歌真正要唱响的地方和最终的意义。历史安排他来填唱这首歌，是因为中国大陆还有他要了的一段情缘。跟大陆没有深切关系的音乐人，当时也想不起来要填写这首歌。
这首歌后来经台湾、香港歌手李建复、张明敏、关正杰演唱，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都变得家传户晓，居然成了中华民族的别称。现在看来，台湾、香港唱响这首歌，完完全全是为了大陆，那时候台港的流行歌曲必定在大陆流行，反之大陆流行的《打不进豺狼决不下战场》等，是没有一首能够在台港流行的。台湾、香港如同海上漂泊的船，唱响这首歌，仅仅是两个地区的岛民文化传统上的恋祖情结被七头十角的大红龙操控和利用。侯德健1983年违反《台湾省戒严令》前往共工中国，《龙的传人》遭禁唱。这标志台湾人唱这首歌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
《龙的传人》在1989年5月27日香港《民主歌声献中华》的筹款活动中，歌词被侯德健作了特别的修订：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改为“四面楚歌是独裁的剑”，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歌词主要部分是：“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四面楚歌是独裁的剑”。中国这时候已经纳入西方化的大系统，所以歌词并不是中国性情中人以为的仅仅是传达自己的情愫，实际上就是西方法律社会中的一种契约：做中国共产党的部落民众，放弃民主。历史上四面楚歌是刘邦和韩信的剑，此后项羽放弃了战斗。7天后六四民运被镇压。而当年参与表演的歌手梅艳芳、侯德健、张曼玉、刘德华们早就投靠了独裁。
中国人了不起，很伟大，生命力是地球上最强健的民族。但历史安排的共产党是古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是大红龙——“七头十角”，如同《圣经》里所揭示的那样，具有诱骗人类和迷惑普天下的能力：懂得如何利用神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诱惑人犯绝对不可犯下的七宗大罪和可能犯下的十项小罪。为了把炎黄子孙变成了“龙的传人”，这个在暗物质空间活动的大红龙，挑动了中国人在1919年对西方列强的仇恨，一步一步地走近苏俄（苏联）共产党，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抛弃中国国民党作了选择。
侯德健的歌词是我们凡夫俗子的信口开河：东方龙名叫“中国”。“中国”这个词的确从西周时期就有了，却是表示“九州岛天下”之“中央”，即“神州”，作为国名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古老的东方，很少叫“中国”，大多数时候称“中华”、“华夏”、“九州岛”。可见“中国龙”是个别有用心的西来邪词，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认可自己是“龙的传人”。把中国说成“中国龙”，这原本是非常反中国文化的，却因为中国人接受了生物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共同兜售的“猿人”邪说，也就没什么反对地就接受了“龙人”说的歪理邪说。
《龙的传人》在大陆家传户晓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斗为乐”替换“和为贵”的幸福法则的党员、团员、队员，以及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人，再通过自觉自愿地唱“龙的传人”，就完成了从炎黄子孙到共工部民的标志性转变。《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大红龙，如此狡黠，炎黄子孙就这样成了它的子孙。
除了像马克思、列宁之类极其、极其少数的人，会甘愿做大红龙的爪牙，绝大多数是不愿意的，更不用说是做“魔鬼子孙”了。毕竟人都懂得人的珍贵，更没多少人愿意下地狱。当然它有能力强迫我们，但强迫是不被宇宙法则认可的。于是神魔之间展开了智慧的较量。魔鬼对神说：我有办法让你创造的人选择我。
龙的传人，就是西方魔鬼撒但“迷惑普天下”让人跟它下“无底坑”的办法。这是个邪说，是“红小鬼”的悄然演化。地狱龙播下恶龙种，邪跳蚤终成红小鬼。
2010年11月27日，共工中国的少儿电影《红小鬼》在中影公司首映，讲述江西在中华民国戡匪战争中红军后代由打架的“野小鬼”变成杀人的“红小鬼”的历程。据说，目前剧组已在创作《红小鬼2》和《红小鬼3》。中共可真是“毁”人不倦，对人类真恨到骨子里了，邪招魔法施展不停，红尘中人真不幸。红小鬼，最初是“红军大人”对“红军娃娃”的称呼，网上可查到的姓名有向轩、彭胜昔、李耀宇、王新兰、胡耀邦等，最小的是9岁的男孩向轩和女孩王新兰，职务最高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胡耀邦。胡耀邦心不坏，但一成“红小鬼”，就由不得他好了。
红小鬼这个称呼很邪毒，是共产党毁人的毒词之一。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写在其党旗上。共产党旗帜上的锤子、镰刀可并不像它口里所说代表工人、农民。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前身是撒但教、光照帮、共济会、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闹革命的真实理念和意义是光照帮秘密文件确定的。共产党旗帜上的锤子就在共济会加入仪式上“石匠大师”手里，镰刀就是共济会从事毁灭活动的标志。在西方通俗文化中，鬼拿着个镰刀，镰刀代表死亡。共产党的党旗中的镰刀，跟农民没有关系，赫然代表着毁灭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即它所说的“旧世界”）为此而献身。共产党员称“同志”是共济会二级会员传下来的。共工中国每年庆祝“五一节”，表面的说法是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实际上是庆祝1776年5月1日光照帮成立的日子。被共产党欺骗到现在的工人、农民，总觉得是被共产党蜕化变质后抛弃了，真可怜。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共产党蜕化变质的问题，它从来就把工人和农民视为“有用的白痴”。共产党是魔，从来就把我们当成它的鬼。龙的传人是红小鬼的全民称呼。
但人就是人，是神造的，没有神的眷顾，人类就如同个体生命一样，难活过百岁。但人类活了上千年，炎黄子孙更活了五千年，这其实就是神存在的活证据。所以撒旦教•光照帮•共产党处心积虑要把我们变成它的鬼子孙•龙传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今法轮功修炼人在向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可要好好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