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不看书报，不写字不学习，实际上是长期灵魂的自我放逐。放逐在荒天野岭，放逐在渺无人迹的天涯海角，与文明隔绝。退让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忍受，我的灵魂开始反抗，开始回归，它需要奔向太阳，去掬起一束光，照亮前面的长路。
这事发生在和平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青年借给我《大卫۰科波菲尔》上下册，文革大烧书时，他偷藏了一套。我看得神追魂随，惊异世界上竟存在如此美丽的事物，书，无可取代的瑰宝。我后悔浪费了太多的光阴，过去为什么没有注意。那个小青年和他的朋友来我家索书时，我下半册还有一半没来得及读，拼命请求拼命感谢，惟恐他们不开恩要我马上还。其中一个年轻人见我为一本破书，急成这副模样，又奇怪又感动。
我的狱友聂明淑，她的表兄，一个不起眼的公司干部，文革前收藏了大量名画和世界名著，文革一开始，他女儿吓得主动“破四旧”，把家里所有的名画付之一炬。他气急败坏地说：“红卫兵还没行动，她自己倒先抄起家来。”只抢救下部分名著，他更加视若珍宝。我同他在聂明淑家碰过一次面后，他告诉聂，把这本书借给齐家贞，她肯定会喜欢，那是《悲惨世界》第一册。从此，还一本借一本，读完《悲惨世界》第二第三册，然后是《九三年》，《复活》，《约翰۰克利斯朵夫》等等。高中同学宾敬孝过去开给我的世界名著名单上的书，我不再一无所知。当时文革刚过，我仍然心有余悸，把禁书藏在一个皮鞋盒子里拿回家，一路走一路担心，万一有人盘问我盒子里装什么我该怎样回答。“鞋。”“我看看你的新鞋。”这个理由惹事，不行，怎么办？快到家了，谎话还没编好，急得我直冒汗。
这些劫后余生的书，他们永恒的魅力照亮了我的生命。不分贫富贵贱，没有阶级阶层，他们流动的生命冲破疆界国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从一个家传到另一个家，从世界的这一头传到世界的另一头，把那些空虚黑暗痛苦无望的心一一点亮，劫后余生的人看到了劫后余生的书，看到了美好，看到了明天。
我的灵魂寻得安宁，开始体验到生活中有欢乐。善良的冉阿让为了姐姐五个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偷面包入狱，十九年牢坐了出来还持一本黄护照，继续被社会的偏见与法律的不公迫害。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看到历史在重复。我坐牢出来被打入另册，遭遇同冉阿让相似，大我一百岁的冉阿让与我同病相怜。
我不再翻来覆去像林嫂似地唠叨柳其畅长柳其畅短，我有的是别的话题。我兴奋地向朋友叙述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情节场景对话，竟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我能够背诵整段整段的原话。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个好记性，心里好感激。
我的理想主义，对人对事对社会的理想主义，已经被现实击得粉碎，碎成了千百万个小片，被飓风刮得不知去向。但是，它像“癌细胞”一样顽强，只要有一个“癌细胞”活着，只要有一小块碎片存在，它就不失时机地蔓延开来，重新占据生命。
齐家贞的灵魂得救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国科学院在院长郭沫若主持下召开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大会，方毅在会上第一次提出要办“夜间大学”，“自修大学”，“电视大学”，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想不到，这条消息竟使我尘封了二十年的大学梦从灰烬中苏醒，继而像大火一样燃烧。我兴奋地对父亲说：“我要读大学！”父亲立即高兴地回答：“好，你读，你读。”仿佛这类事由他由我就能做主。
此时，我离开柳其畅半年，在和平路当管家婆，有的是时间策划上大学的事情。
我把焦点聚集在电视大学上，我非常清楚，对于一个没有工作单位的人，等于没有爹娘，等于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不够资格读正规的电大班，总够资格打开电视自己学。买不起电视机怎么办？可否每天到下半城的另一侧赵淑贞——那位在省二监三队把我当男人追得发狂的女犯家借看。那么电费、电视机消磨费如何计算，他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要看别的频道，上夜班的大儿子要睡觉怎么办呢。我上午有课下午也有课上哪儿去吃中午饭，中午的休息时间在哪里呆？能否在人家家里坚持两三年，大堆问题接踵而至，相当棘手。看来，得另辟蹊径。
干脆自己买一部电视机。家里穷得叮当响，买电视机太奢侈，我开始四面八方写信筹款借钱。友人们尽管认为我读电大的计画太不现实将以失败告终，但都热情满腔地赞扬我的精神可嘉，只是借钱太突然，干瘪的钱袋拿不出计画外的资金，他们爱莫能助。此路不通。
我决定放弃电视机，自学！电视机买不起，书，我总买得起。
但是经过文革的烧书运动，大学教材之类的书几乎无一幸存，去哪里买？我发出三十封信寄去上海北京贵阳广州重庆，请求亲友为我找书，有的回了信，有的泥牛入海无消息，书没找到一本。我自己到市中区、沙平坝、杨家坪，所有的书店一家一家进去询问，空手而归。
不久，新华书店登出广告，发行文革后第一批世界名著，我排队等候通宵买了《悲惨世界》前三集。刚把书买好，看见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工作人员从我身边擦过，我赶紧跟上去，请求他千万帮我这个忙，数学、物理、化学任何一科的大学教材，有什么我就买什么。他走东我走东，他走西我走西，就是扭住他不放。大约是提这种要求的人不多，大约是要求买科学读物的人更稀少，大约是我等候通宵买书的热情感人，这位新华书店的老工作人员，说不定是曾被打倒现在又刚刚启用的老领导，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声“不”，我相信在他脑子里的某个角落存放著有关的记忆。终于，他从库房里翻出樊映川的《数学分析》上下册给我，我高兴得想跪下去给他磕头。后来，一位朋友借给我一本旧版的《范氏大代数》，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上面有我中学时代没学过的“平面解析几何”。
我在凤凰服装厂上班时，街道工业姜会计的妹妹中午常常来找我，她打算参加高考，请我为她补习初等数学。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有能力为你补习。她告诉我，在缝纫机修组时，那天，李从芳读高中一年级的小女儿杨三，因为有一道数学题做不出来，哭闹著非要完成后才肯去上学，她妈妈没办法找了包括小姜在内的三四个高中毕业生帮忙，个个拿着笔束手无策。突然，有人想起齐家贞是高中生，叫她来试试看。我正握著缝纫机折腾，满手油腻指甲像黑缎子镶了边，被李代表召见，我掐一团柴油棉纱边擦手边进屋。几个年轻人呆立一旁，杨三还在哭闹。以为有什么大事，原来是要我解题，我弯下腰把题念了一遍，拿起笔写出解答，笔一放，若无其事地出去了。我并不知道我来之前几个秀才被考得心慌，也不知道我离开后留下的一片惊愕。这件事我根本没往脑子里放，好象我是昨天才离开学校的，解出这道题目没什么稀奇。经小姜提醒，我才想起自己离开学校已经十九个年头，十九年来我不是扁担杠子压肩头，就是缝纫机铁砣砣在手里转，从没翻过一页数学书，从没解过一道数学题，根本就不去思考与数学有关的问题。
我以为科学知识已经在我头脑里死尽死绝，今生今世与它们彻底绝缘。结果，你们还活着呀，你们仍然在那里集结待命，准备随时应召而起！我的天啊，我的妈咪啊，我是多么的幸运。
我当管家婆很不尽职，家里人很宽容，放什么在餐桌上他们都接受，我有事不在家，他们自己动手弄。现在我辞职不干了，不再封炉子开火，不再煮水烧饭，每天早上七时半离家，下午六时半归来，不比他们上班挣钱的人空闲。
我走二十多分钟到住在凯旋路下面的赵剑秋（狱友周光玺的媳妇）家“上班”自学。
周贡植烈士（共产党四川省原组织部长，与邓小平同赴法国勤工俭学）解放前被国民党抓捕，大富翁祖父去监狱里要求他写悔过书以救他一命。他说别救我，放我出来，我还要干革命，结果在重庆朝天门枪毙。相信周烈士已经在九泉之下哭过两次，第一次是为他的遗腹子。
这位他父亲就义时在母腹里仅三个月大的周光玺，没有享受到父亲为革命牺牲带给他的光荣，反而从祖父名下分到一顶地主帽子，无论如何卖力，他始终被打入另册。后来，在周烈士为之献身的土地上不种粮食造炉灶炼铁，炼出了个“自然灾害”，周光玺的五个子女饿得瘫倒在床上没力气上学，其中两人脱肛。为了子女活命，他接受了一千一百元人民币赃款，坐牢八年。刑满后，与我同在“孙家花园（四川省二监）”就业，都是壁报组成员。
现在，周贡植哭过了儿子哭孙子，孙子周一非因为议论华国锋无能，说毛泽东糊涂，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
赵剑秋是周一非的妻子，一个人带着五岁的儿子，每天清晨五点，她不得不把孩子从睡梦中拖起来，从市中区赶到江北客运站餐馆上班，当售票员。在卖票的柜台旁，她用两根长凳为儿子做床，让他接着睡觉。从早忙到下班，回家已是晚上七八点。白天家里没人，是我自学的好地方。
剑秋对我说：“我一直为自己是周贡植烈士的家属自豪，想不到‘自然灾害’把爸爸整进监狱，现在一非成了反革命，我们跟着也成了反革命家属，从烈士家属到反革命家属竞是这么容易。过去听到反革命三个字心里吓得要命，现在才体会到，反革命不一定真的做了坏事，和大家没什么不同，也是人，怕什么。”知道我想逃避家务借她的家自学，赵剑秋热情洋溢地讲了一大通：“齐姐，欢迎你。这里，一非的钥匙给你用。别的我提供不起，你中午吃饭，热水瓶是满的，我每天为你准备，罐子里有白糖，你可以冲糖水喝。吃了饭，你还可以在地上睡个午觉，我每天回家擦地板，又干净又凉快。晚上回去之前，你先上阳台洗个澡，一切都很方便。隔壁住的单身汉，他长期外出，这层楼等于我家独占，没人干扰你。”剑秋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我满心感激，不知说啥好。
每天，我在路上买四两馒头（最便宜)，偶尔也买一根我喜欢吃的油条再加二两馒头，花一角钱上下，带去剑秋家作为午餐，开水我天天喝，没动过她的白糖。
每天下午回到家里，治平已经把饭菜做好。晚饭后，我伏在书桌上继续自学，父亲坐在另一端咕咕咕读英文，他的英文已经荒废了三十年，决心把它捡回来。此时，我三十七岁，父亲六十六。一个邻居走过房门口，看见这对傻父女不顾炎夏围着一盏台灯夜读，善意提醒我：“齐家贞，你好好休息吧，这么用功，我觉得学了没有用。”
我真的没想过有用没用，我喜欢，我有兴趣，明白了不懂的道理，学到了新知识，我就心满意足，像肚子饿了要吃饭，吃了饭就舒服。我很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儿子讲的：“保卫真理，保卫你所爱的而不要想到它将带给你什么。”知识也一样，你爱它你就学，考虑得失干什么。
在没有任何微词压力的情况下，我极其安心专注地自学，用一个星期通读了《范氏大代数》 ，把初等数学复习了一遍，补学了“解析几何”，用两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樊映川的《数学分析》。后来我又找到了复旦和武汉大学编写的《数学分析》教材，我可以同时用几套书彼此参照着研读，并且，做完了上面所有的习题。从六月初开始到八月中旬结束，我没有弄到别的书，以为“数学分析”就是高等数学的全部。
“电视大学”没有读成，结果我却在重庆市中区工业局办的电视大学班当了数学辅导老师。只想摘一个果子，却得到了一棵果树，命运之变幻莫测，实非凡人能够捉摸。但是，我始终相信，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头脑。
那天，父亲下班回来告诉我，长江仪表厂通知他离开喷漆组准备去工业局办的电视大学班当英语辅导老师。长仪厂是区工业局属下七十多个单位之一，它这次办电大非常热心，推荐了大半个班的学生，局里委托长仪厂聘用几个科目的辅导老师。本来，出于某种考虑厂里不打算开英语课，在学生强烈要求和推荐下，才决定开英文课并由父亲担任辅导老师。工会主席傅兰要父亲帮她找个数学辅导老师，父亲说：“我不认识人，到哪里去找？” “你女儿呢？” “好吧，我回去问她一下。”我说：“你叫他们把教材给我看看。”居然这么巧，正是樊映川的那两本书。一来，我这个人生性不知天高地厚，有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傻勇气，二来自以为“高等数学”我已经完全学过。
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刚满三十八岁的我，来到枇杷山后街十三号，区工业局在市中区办的两个电视大学班就在这里。
这是个居民大院，局里租用楼下两个房间做教室，前面是一班，后面房间特别大是二班，每班有二十来个学生。外面有个大天井，供学生下课出来舒展身体，办公室设在楼上。虽然有一两家居民混杂其间，他们比较安静，环境还可以。
两个班近四十名学生，按规定都是高中毕业有两年或以上的工作经历，由本人申请经单位推荐而来，享受全脱产带薪学习的待遇。由于电视大学在中国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没有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学生素质良莠不齐，对辅导老师的要求也没有明文规定，所以，我这个高中毕业生也混了进去。相信重庆市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聘用的老师几乎都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还是那句话，我这个傻人常常有点傻福气。
办公室有四个全职老师，父亲辅导英文，重庆光华眼镜厂一位三十六岁尚未结婚的陈植，是二班的数学辅导老师，她毕业于重庆大学动力系，萧功庇某大学化学系毕业，辅导化学兼搞班主任工作，其余科目如机械制图、物理等，都是从重庆交通学院、重庆大学请的兼课老师，我负责一班的数学辅导，在此地资格最可怜。
为了区别两个齐老师，学生们叫父亲“大齐老师”，叫我“小齐老师”，原来厂里不准叫父亲“同志”，“师傅”的清规戒律不废自除。
“小齐老师”幸福地坐在大电视机前面与学生们一起听课，不少学生起初以为她也是学生。一下课她就躲在楼上不敢出门，两个星期内，她不知道怎样给大学生上辅导课。
班主席李远钧上楼来问我，数学作业本需不需要整齐划一。哎，我粗糙的头脑想不到如此精细的问题，只好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回答：“哦，那就不必了。”李远钧也是文革前一中毕业的，比我低三个年级，一位全面发展极其聪明优秀的学生。他如果向我提数学问题，那就非同小可，我得在办公室里至少研究两三天，才能给出较为满意的解释。当然，这是后话。这次，他大约见我数周没动静，上楼来敲敲门。
我在批改作业中，发现大多数学生初等数学的知识没有弄懂，混乱不堪。找到了突破口，我上了第一次辅导课，从补习初等数学解绝对值不等式入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高等数学哪止微分积分这一点点，以后开的“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概率”、“场论”、“数理方程”等课，我都是与学生一起在电视机前现学。我得高度紧张地听讲，在听讲的过程中脑子得飞速旋转，思考消化弄明白难懂之处，遇到电视老师推导公式时跳了几步，我必须立即在心里把这几步补上，下课必定有学生发问，我得马上作答。
学生们一到电大，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听附近哪个伙食团开得最好，牙祭(吃肉)打得最多，然后削尖脑袋开后门找关系买饭票。我不存在这个问题，不是我不爱吃大鱼大肉，胃口不好，而是工资太低，比许多学生的收入都少。
我就在转角处街道伙食团搭伙，每天中午三两饭五分钱菜从不超支，有时是酸菜汤，有时是几乎没有油星的素菜。父亲中午回和平路，治平做饭，我同吃伙食团的学生在教室里进餐。
端著饭菜，我刚跨进门，学生们就用喉咙哼奏起凄凉悲惨的杨白劳出场曲，“卖豆腐挣下了几个钱……”。我问，这是干什么呀。他们指着我碗里那点发黄的小菜说：“小齐老师，你还生活在旧社会哟。”他们说我是在吃“忆苦餐” ，给学生上忆苦思甜课。工业局搞职工教育的老师借电大办公室阅卷，见状劝我：“吃下去的东西进入身体是化学反应，不是物理反应，你每餐这样对付自己，身体跨掉了很难扶起来。”道理我懂，但是钞票无情。
工业局教育处贺主任见我很受学生欢迎，竟还是个长江仪表厂的临时工，他三番四次找王区长，找不到就在开会会场门口拦截，最后区长拨了一个名额给仪表厂专门给齐家贞转正。一听说我已经四十岁，超过三十五岁当学工的年龄了，只能从二十七元的普工工资拿起，一年后三十一元，两年后才三十四点五元，我马上说钱不够用，我不要转正。萧老师骂我傻不堪教，贺主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的名额，别人磕头也要不来，钱是少了几元，保长期饭碗，将来退休也有保障。我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八二年一月十六日，我作为长江仪表厂的正式职工借调到电大，实现了每个临时工梦寐以求的梦想。
处境似乎好了，但实际月工资却比临时工少了七元五角，这点钱是我伙食费的一大半，等于是“鸡脚干上刮油”，我的经济更加拮据，伙食吃得更省了。
那段时间，除了经济上极度困难，婚姻挫折的烦恼和感情上进退两难的折磨使我日子更加难熬。我经常一个人伤心痛苦，像生活在地狱里。
但是，上天赐给了我“电大”，我在“电大”建立起自己的天堂。
我批阅作业的红笔在他们的本子上写了一行又一行，不厌其详；我上课的声音洪亮，绘声绘色，枯燥的数学一点也不枯燥；我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十一二点，双脚浮肿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四处搜集题目，考试测验学生，加强基础知识的训练。我告诉他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考试时哪怕是我自己搞的小测验，对作弊的学生我从来不客气。我说：“你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已经是久经沙场的战士，战士要懂规矩，严禁偷鸡摸狗，严禁眼睛下乡。”每过一段时间，我搞一次 “验收”，晚上七点开始，考卷发下去，交一张验一张，哪怕有一题不对，打回去重做，全对才放行。最后还走不了的学生，我帮助他们弄懂。当然，最晚离校的是我。我准时上课，哪怕只来了一个人，时间一到必定开讲，学生了解我的德性，个个提前到达不迟到。我从来不点名，迟到早退缺席，眼睛一扫便知，下课后才上楼做记载。有学生上大课不来，想让我专门为他一个人开小灶，还没跨进办公室，我就叫他向后转。但是，听了大课还弄不懂，那就坐在我办公桌旁一页一页翻著书问，半天大半天为他、她开小灶，我都欢迎，我喜爱这种踏实用功的学生。有人不交作业我会下楼到他手上讨，没有人混得过。上课时讲话，我专门抽他起来回答问题，红著脸答不出，看你下次好不好意思再这样。半期考试不及格，我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刮胡子（批评），找出问题在哪里，期末考试不敢再马虎。黑板不干净，喊到谁，谁就高高兴兴上来擦，知道我坐过牢，没学生因此同我作对。有个学生说，这有什么，你没有成功，要是跑成了就好了。她的话使我非常吃惊。
总之，我该说的要说，该管的要管，从不知道也决不打听谁谁的老子是书记，谁谁的老娘是厂长，这些与我当老师的毫不相关。学生说：“小齐老师燥辣。”
上课我不认人，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下了课，我和同学打成一片，跳绳、打扑克、嘻嘻哈哈不分老少。国庆日我和李远钧当节目主持人，在学生面前出丑。父亲用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潮洲话、海南话、英文、越文、法文，从一数到十，一样的意思，奇怪的发音，令全场捧腹，被评为最优秀演员，最佳保留节目。春游南山南温泉，父亲和我一律热心参加，与同学们一起爬山野炊留影欢笑。
陈植老师回厂加工资，又常出差，学生经常没老师，我干脆把那个班也揽过来，两个班一起在大教室里上大课。
站在讲台上，阳光从身后倾泻进来，我沐浴在金色的光辉里。近四十名学生专注的神情，信任的眼光，满意的微笑，由衷的敬意，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他们的青春启动了我死去的青春，我变得年轻，我为自己自豪。
我拿很少的工资，做很多的事情。人生每一段崎岖，练就我更好的脚劲；我在冷水里浸泡了几十年，但我的心还是暖暖的，我爱生活，我爱我的学生；已经四十岁的我，灵魂仍然是个孩子，读书求知的梦还在做下去；我被理想主义的追求击得粉身碎骨，我搜集起所有的碎骨肉，再拼出来的还是理想主义的追求……这就是我，固有的特质不可更改。
我希望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看到，它们曾经联合起来不遗余力要扼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学生，那个承受着“现行反革命” 千钧重压的小青年，经过难以言述的艰难跋涉，今天，她荣耀地站立在电视大学的讲台上，受到同学老师们的尊敬与欢迎。我但愿他们感到脸红。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只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现在，即使有人议论：“啷个搞的哟，我们厂里请了个反革命分子当电大老师。”我也不在乎，因为没有污泥扔得进天堂里。想起在凤凰服装厂，我这只被“羊群” 赶出来的“狼”，我笑了。在天堂里，我不担心这份工作会被别人抢走 ，电大数学辅导老师，并非熨斗舞得起劲的人能够取代。
天堂里，没有苦是真正意义上的苦，因为在这里没有地狱门前那块令人读之丧胆的“绝对地没有希望”的石碑；天堂里，任何的软弱怯懦都不能使你真正倒下去，因为倒下去还是倒在天堂里，你得继续做天使；天堂里，五彩斑斓的光辉使孤独与无聊隐退，再不能吞噬你的活力与意志……
天堂把眼泪变成甘露，天堂把哭声变成歌声，天堂把凄风苦雨变成晴天丽日，天堂把懦夫变成勇士。天堂把鬼变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