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美国金融危机初现之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写了篇文章，《负债文化》（The Culture of Debt， 见该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２日），批评美国人不顾偿还能力乱借钱，导致房贷危机。作者感叹同胞们正在失去艰苦朴素的新教文化传家宝，资本主义金灿灿的江山就 要变色了。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写过一本有名的书，《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比较少为人知的是，韦伯还写过一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专门讨论新教文化对美国商业的影响。
韦伯出名后，于１９０４年受邀赴美国讲学。韦伯发现美国社会有一个对欧洲人来说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这又是一个移民国 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为什么当时的美国却只有６％的人不参加教会活动，远低于欧洲的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美国人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 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的论文里有些很具启发的例子。某次，韦伯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推销员问：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里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十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 池塘，完全浸没自己。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 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只有那些从小品行端正的人，才有资格加入。不要说赖帐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进 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不但本地人信得过，就是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人们也会放心借钱给他，赊购更没问题。就 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他，展延几天没关系。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隔得很远。
黄仁宇先生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美国经济起飞时节，既没有计算机又没有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如何 知道对方的信用？他们询问彼此的教派，他们相信的是教派的声誉，相信你既在教派之中，应为诚实之人。正是这样的教派，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 一个显著特点。
注意，老农并没有说资本主义是“道德”的。正如西方社会学所尊崇的另一位鼻祖卡尔·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 脏的东西”（当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也会指出：比起之前的社会状态，资本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对于工人和奴隶，原始积累很不仁慈。但 是，不可否认，商业交易需要一种简单的诚实：不卖假货，不付伪币。而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这一诚实主要是由新教教派保证的——或者说，并不是 像国人通常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只是这一商业诚实，在韦伯之后一百年，演变成为无节制的借贷，或许也算是生活的辩证法。布鲁克斯的文章见报之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社论（The College Credit Card Trap，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８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大学生信用卡管理条例之类的法规。社论说，银行在校园里乱发信用卡，害得很多大学生背上永久性经济 包袱。整篇社论里，没有一句提到这些学生的个人责任。社论标题里就用了“陷阱”（trap），似乎大学生都是天真的小绵羊，懵懵懂懂掉入信用卡“陷阱”。
这就是美国偏民主党左翼媒体的典型思路：如果你有个人经济问题，第一个原因是银行里那些有钱的家伙骗了你，他们有罪；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里有权的官员没 有把你保护好，他们有过。哪怕每次刷卡你本人必须签字，哪怕你已经二十来岁而且受着高等教育，你仍然不必对自己的行为严肃地负起责任来。
难怪偏共和党的保守派布鲁克斯要感叹新教文化的衰亡了。不过，在文章结尾，他还是乐观的，他认为经济危机会迫使美国人重新拣起那些古老的美德。
布鲁克斯的文章写于奥巴马上台之前。奥巴马进入白宫后的一年来，他和民主党掌握的国会一次又一次通过法案，政府出钱，宽待那些因短视或贪婪而背上过重 房贷的人。于是，份量更重的人说话了。哈佛大牌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最新一期《外交》双月刊（今年３／４月号）里发了篇文章，《复杂性和崩 塌》（Complexity and Collapse）， 讨论帝国垮台的问题。弗格森借用了不少物理和复杂性理论的说法。他说帝国相当于着火前的森林，处于自组织临界性之中。着火的后果是不可测的，可能小火被扑 灭；也可能星火燎原，发生相变，森林被烧毁。而“火种”往往来自财政问题。作者最后说：华盛顿，你被警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