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五十六天产假，因为柳其畅已有一个儿子，我不能像别的独生子女妈妈可以休息七十天。
回到电大，学生们高兴地迎上来：“小齐老师，我们好想你哟。”一句话，讲得我泪珠闪动。结了婚有个五岁女儿的李远钧却说：“小齐老师，别个坐了月长得白白胖胖的，你坐月回来，啷个又黑又瘦？”我苦笑，无话可说。
萧老师告诉我，我产假期间，她去重庆交通学院请了一位代课老师，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但不受学生欢迎，他们说听不懂，像在念经，要求我快点回去。我感到欣慰。又想起在凤凰服装厂烫衣服，可以被任何人排挤，只要有体力。现在，作为一个高等数学的辅导老师，就不是随便一个张三李四可以替代得了的。橡皮圈多的是，高精度的齿链就得特制，我满意我自己。
三年 ，我们把电大学生送毕业，我们拍照留念，我们握手告别。老师们开始新一轮的招生考试，迎接新学年。
出乎意料，参考的学生和组考的老师，全都是一场空欢喜。市里搞“条条，块块”改革，工业局被撤销，长江仪表厂划归重庆市仪表局管理。仪表局决定不办电大，师生们一律回“娘家”（原单位）。我三年来呕心沥血积存的，以为今后教学有用的高等数学资料，成为一箱废纸。
父亲和女儿又双双回到长江仪表厂，那是一九八二年七月。父亲回到喷漆组，与他的油漆喷枪为伍当工人，我坐办公室当干部，负责厂里的职工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就是革了文化的命，使那段时间毕业的高中生初中生，个个有文凭没有水平，有中学的牌子没有中学的底子，政府要求给这些青年职工补课。原来的文凭一律作废，全部重考，及格后发新证书，作为日后加工资提级的根据。这是一项强制性的措施，由我具体执行。
我除了编制职工教育计划，组织安排授课工作之外，自己也担任语文数学课老师，另外请了个老师教物理（要求重考这三门功课）。我个人对语法一窍不通，写信写作文全凭语感，为了称职，去市工会主办的语文教师培训班就读。去时，考试成绩最差，四十天读出来，我全班第一。
重庆长江仪表厂位于临江门，四层楼的厂房与周围低矮的民房相比，高大气派。每日近千名职工上班下班，人头涌动热气腾腾。职工教育是个新设的职务，他们在二楼人事科为我加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我的脑子常常很糊涂，不清楚人事科具体搞什么，也不明白职工教育与人事科有何关系，只知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草牌当令箭。
我闷着头一个人做，整日忙极了，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一个一个车间跑，一个人一个人落实，什么时间补什么课，不准缺席。数学通过了，安排学语文，语文过了，还有物理。初中考好了，再补高中。反正，我紧追不舍，你们学生别想停下来歇气。
我为争取职工教育经费游说书记，厂长，会计科长；我为长期牺牲休息时间，从初中补到高中又读大学的工人争权益；我历数理由，为半脱产读书的工人争取调资名额；我向车间主任作揖，求他匀时间放工人来上课；我同供应科科长吵架，不是因为她骂我反革命，而是她租给我的教室多收了钱；我大手大脚地批准学生学技术课学英文课，我锱铢必较地与工会和会计争经费。我把书记、厂长、科长、车间主任、班组长全部请来，听我汇报工人们学知识的感人事迹：临产的孕妇怎样在家里床上参加考试；结婚三年丈夫远方做事，第一次怀孕的女工，为读夜校挤车引起小产；一对青年怎样放弃饭后的散步，电影院的享受，挑灯夜读，从情侣到夫妻到孩子的父母。我告诉他们全厂有多少人读语文，读数学，读物理，读更高的班次，还学外语，我们不能只想到他们花费了厂里的资金，我们还要看到他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我问这些厂里的头头们，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你们可不可以多为这样的好青年做点实事。
每一个名字，每一件事实，我记得一清而楚，讲得具体生动。几个小时汇报下来，厂里大小实权人物听得鸦雀无声，口服心服一致同意增拨教育经费。这个结果，比给我自己加工资更令我开心。有了钱，我才好办班，才有胆量放其中拔尖的人去厂外深造。落实了钱，几小时一直紧张不安的心，才放松了下来。
我简直不折不扣地又发了疯，用发疯的精神，把在普通工厂受排挤形同虚设的职
工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上下一齐投入。
一年后，长江仪表厂被评为重庆市仪表局职工教育先进单位，我个人被市仪表局推荐，评为一九八三年度重庆市职工教育干部先进个人。
当电大老师，我的工资从二十七元长到三十四元五，停止“发育”。厂里我的每个电大学生毕业后拿了两年四十八元，现在已经升为六十五。老师的工资只有学生的一半，其中显然有错误。我写报告给长江仪表厂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调整工资，下面推上面，上面无回音。道理上我站得住脚，可中央没政策规定齐家贞的工资该上调，我依然靠“米发梭（345）”养女儿过穷困生活。
每天中午，我在厂里伙食团搭伙，三两白饭五分钱小菜，没吃过一份肉。晚上，我站在面摊前犹豫，是吃二两八分还是三两一角二的小面，为节约四分钱一两粮颇费踌躇。
一天中午，我走进伙食团，回锅肉香气扑鼻，只见酱黄色的薄肉片瓦似地卷着，葱绿色的辣椒油亮亮地瞪着我，食欲一下子蹦起来向我抗议。走到窗前，我响亮地喊了一声：“打份回锅肉！”这一喊，竟把厨房里的工人都惊动了，他们知道齐老师为了省钱常年吃素，今天，这个“吃素和尚”也要“酒肉穿肠过”了！一个说： “喂，齐老师，四角钱一份，好心痛哟！”另一个说：“齐老师，你一屁股坐在磨盘上，想转了呀？”还有一个更会开玩笑：“齐老师，吃完饭找杨医生开两包酵母片帮助消化，免得肠胃出问题。”
五年前，由于电大的诞生，我读大学的欲望复燃，自此以后，它长明不灭。一九七八年秋，电大刚开办，对学生的年龄无限制，无奈我当时是个“孤儿”，没妈妈 “单位”支持。三年的电大辅导老师，两年的职工教育工作，我有了“妈妈”，但不能入读中文系，它已把年龄限制在三十五岁以内。这辈子，我是无法钻进娘胎再生一次了。我多么失望。
八四年春，电大“党政干部专修班”招生，五十岁以内有三年工龄的干部可以报考。尽管我一心想念中文系，那个专修班什么“党”呀“政”呀的，我听到就头痛，可四十三岁的我，只能进这个专业。我明白，在中国，这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只得有啥拿啥，头痛就头痛了。何况，这个专修班的功课有不少与中文系相同，何况，我吃够了社会主义的苦，现在，带薪读电视大学，理该尝尝社会主义的甜了。
我向长仪厂交了报考电大的申请。公开理由有二，第一条十分冠冕堂皇：为适应四化需要，进一步搞好职工教育本职工作。第二条非常实际：是改变我工资太低的唯一途径。黄继昌厂长和廖代模书记主要出于第二条理由的考虑，都同意了我的要求。谢天谢地，有人在我要求调高工资时敲破锣，说我活该坐过牢损失了十年工龄，谁叫我乱讲话不管住自己嘴巴，不同意给我加，使我有了报考电大最好的借口。
我要读书的真正的动机没有讲出来，藏在我的心里头。
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六个公安到和平路我的家逮捕我，一只手枪对准我的胸口，不许动，举起手来。就是那一瞬，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 我曾经有过做“中国居里夫人” 的梦，或许这个梦太大，大得难以置信，以至于别人以为我是在痴人说梦。可我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直到逮捕我的那一刹那，这个梦才给粉碎得无影无踪。就在 “居里夫人” 梦的死尸上，长出来我的新梦──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死尸丰富的养份把新梦栽培得根深柢固，她陪伴我度过劳改地狱、电大天堂和不幸婚姻的人生历程，与我同忧愁共欢乐。
有时候，我感觉不到新梦的呼吸和躁动，听不到她的倾诉与企求，以为她已经窒息。其实，她只是打一下盹，暂时隐退，一旦时机出现，她便提醒我：“努力读书积累知识，我需要养料。”我清楚自己必须怎么做，才能使新梦开花结果。
廖代模是市仪表局派到我厂的新书记，此人雷厉风行，力主改革，认为工厂的生命是经济效益，是赚钱。这在当时“政治挂帅”，“思想工作第一”仍然泛滥成灾的底层单位，他的主张相当地标新立异。廖书记大量起用新人，组织了一个改革班子，把我也组了进去，弄得我诚惶诚恐，很不自在。我感谢他的赏识，但是我既无当工厂领导的野心，也无这方面的能力。
廖书记对我的提拔使用全厂瞩目，也招来了工会主席傅兰的忌妒，这位富态白净颇有姿色的女人，是她，聘用我当了电大辅导老师，递给了我“电大天堂”的楼梯，她两次发善心给我十元、二十元生活救济，我对她心存感激。此时，她认为我成为她升官的真正威胁。
初中毕业的傅兰也要求报考，她说：“培养了齐家贞，那我怎么办？”还说：“齐家贞是个工人，没得自知之明，厚颜无耻要去读党政干部班，报名读书的都是厂长书记，看她齐家贞好不好意思。”有人说她忌妒，她说：“我忌妒齐家贞啥子？她有权？她有钱？”
是不是干部和有没有三年以上工龄这两个条件，是我有否资格报考电大的关键。事实是，我来长江仪表厂前三年在电大当辅导老师，后两年当职工教育干部，没有做过一天工人，我的连续工龄是五年。至于，形式上有没有把齐家贞呈报上去正式列入干部编制，那是厂领导的事情，是他们的责任。
在中国，四十三岁的女人要读大学，要干青少年干的事，不是大逆不道，至少也是奇事一桩。在长仪厂，这个卑微的坐过牢长期埋头苦干，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女人，现在被廖书记推到众人面前亮相，这新闻已经够轰动了。不料，她不识抬举，“有了一福想二福”，居然想用我们厂里的钱读什么电大，真是太岂有此理。一时间，我成为全厂议论的中心，当然，主要是在干部之间。有的人说；“齐家贞好了，两年书读出来要飞黄腾达了。”有人说：“几个人更要狗咬狗了，看哪只狗赢。”有人连我电大读出来“办公室主任”，“科长”，“书记”的官位都为我安排好了。那位我替她一对儿女免费补习高中数学的厂医杨玲，对傅兰说：“齐家贞又不是干部，哪有资格读电大，你啷个不向上级反映啊？”个别平时颇为客气的同事，笑里好象放了麻辣粉，面孔走了样。
看来，世界不一定那么美好，人心不一定那么善良。
看来，今生今世为了读书，我得不断地付出代价了。想出国读书，换得十年监狱，这种生活仍然盘踞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无数次地在梦里回去，仍然毛骨悚然，仍然无限惶恐，追问得自己头发痛：“怎么了，这一次，我又是为的什么？” 现在，在出狱十三年后，我要求读书，还要承受无端猜忌和污言秽语，好象我是在要求上面批准我做坏事，犯了王法。
报名申请表发下来，我自己填上：干部，五年。准备交给书记厂长批注意见，签字盖章。四川省电视大学审查后，才最后决定有否资格参加考试。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拿到报名表是星期四，截止日期是星期六，廖书记北碚开会三天，黄厂长去成都出差，同意我读书的两位领导都不在。时间逼人，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表交给平时对我还算友好的崔副厂长，他老婆的弟弟周良智是我电大的学生。我告诉他，廖书记和黄厂长已经同意我报名，希望他签字盖章。我但愿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读过不少书，说话干脆做事颇有魄力的领导，手下留情，放我一马。
可是，他拿着报名表一个人不敢作主，召集副书记，工会主席，人事科长等人开会决定。
直到星期六中午，报名表仍未还给我。一问之下，他们已派专人将表送到市中区工会电大报名处。有意把我跳过，事情肯定不妙。
我急如星火赶到工会电大。
因为过去在工业局电大工作的关系，那里的老师包括电大校长邹济都认识我。负责报名的李老师，找出我的报名表，我自己填的已被改过，不是干部是工人，工龄只有两年，电大工作的三年被砍掉，不符合读书条件！我一看傻眼了，他们背着我做了手脚！早已有人告诉我，崔副厂长说过：“对齐老师读书我没意见，对她印象不坏，反正不会整她。但是我不整她，有人要整她。”
我心慌意乱地把此事的真相告诉李老师，请求他帮忙。李老师非常同情我，毫不犹豫地说，他可以再给我一张报名表，重新填好，设法找厂里另外的领导盖章，星期一上午必须交到他手上，下午他们将离开重庆，所有的报名材料必须于第二天上午送达成都四川省电视大学总部。“时间是关键，你一点不能耽搁！”李老师补充说。
新报名表拿在手上，好象拿着自己的命运，手不住的发抖，不知该怎么办了。半夜，我睡不着觉，爬起来写报告，同他们讲理，你说我不是干部，我没当过一天工人，你说我两年工龄，电大三年怎么算。你们背着我涂改，为什么不光明磊落…
他们是讲道理的人吗，讲道理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道理有屁用，只能浪费宝贵的时间。我把写好的东西撕掉，苦思苦索，彻夜难眠。
天亮了，星期日来临，我必须在这一天内解决报名表的问题。突然，我想起办公室的打字员李凤华。她是我今生所见过的唯一一个把聪明真正用活了的女人，打字实在可惜了她的天才。她说话像放连环子弹，思维像跑飞车，做事干脆利落且能见风使舵，软硬兼施左右逢源，常常匪夷所思地使结局突然转败为胜。她敢于得罪人也善于笼络人，与人结伴与鬼交友，消息灵通四通八达，对我，她绝对帮死忙。
我找到她时已是星期日下午四点半钟。她说：“好，齐老师，廖书记已经回来，今天在厂里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让我给他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一听是傅兰，李凤华蒙住电话不吭声（天下竟有这等奇事，拨通了电话可以不说话），她俩关系很好，声音会让傅听出来。十分钟后，又是傅接，李又不吭声。傅骂：“撞到你个鬼哟。”挂下。再拨，换成一个男声，“找廖代模接电话。”李凤华装出另一种腔调说。听见对方直呼书记大名，一定来头不小，那人不敢懈怠，忙答：“哦，现在不行，他正在做报告，大约半小时后才结束。”李凤华以上级命令的口气说：“告诉他，公司有急事，叫他六点钟在办公室等电话。”连电话人的尊姓大名都不敢问，那男的就连连说好。
下午六点过，终于与廖书记通了电话，李凤华说齐家贞有要事，要求与他在办公室见面。
我不能回厂，一来星期日不上班，党团员大会钻出一个“异教徒”，定会引起喧然大波；二来，傅兰发傻讲过：“说我利用肉体勾引工业局领导才当了长仪厂的干部 (有人告诉我，确有其事)，那，齐家贞呢？”算了，我不要授人以柄自找麻烦了。于是，李凤华全权代表我去找廖书记，我则在离厂不远的临江路口第四人民医院里等候。
我只敢呆在楼上，楼下人多怕碰见熟人，堂堂正正想读电大倒像在策划犯罪，心虚得要命。
良家妇女躲在门背后，街上野鸡随心所欲拖男人。
十分钟后李凤华还没有回来，我便胡猜乱疑起来，越猜疑越紧张，心情越紧张越胡乱猜疑。我担心傅兰也在办公室里迟迟不走坏事，我担心廖书记临时有事缠身，今天办不了，我担心他不肯对既定的结论来个否定之否定，我担心任何突发事件都能引起原子弹爆炸，炸死我这个二等公民，我担心……
想起自己像野草一样猛长的白发，想起面庞上日渐增多的皱纹和日益松散的线条；想起初露端倪的眼睛发花记忆力下降，想起自己老是喊累走路抬不起脚……一句话，想起衰老在向我袭来，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已经浪费不起时光。某些人莫名其妙的嫉恨我，也有一些真心对我好的人劝我不要急，何必如此硬拼，委屈一下，读书的事以后再看机会。可是，以后以后，什么是以后，是头脑变成一堆豆腐渣，是两脚长伸百日归山，那时大家再来帮忙，帮我顺利地大踏步地走向火葬场，把我写书的打算连同我死去的肉体烧成灰烬，一起装进骨灰盒？
李凤华还没来，我越等越觉得没戏唱，绝望已极。半个多小时熬下来，我好象要虚脱，摊在了椅子上。
她终于回来了，双手背在身后，看见我垂头丧气一副病容，问道：“你怎么了，真的成了病人？”然后她把电大入学申请表从背后亮出来，高兴地叫：“请我吃火锅。”呵，李凤华，你真伟大，你是我的救星。
李凤华向廖书记汇报，在他走后的三天里，有人对齐家贞装了怪，她读不成书了。现在，形势紧急，只剩一个补救的办法。李凤华把贴有我照片的新报名表摊在桌上，指着我按照她的指示为抬高身价而写的，“二叔齐祥侯在美国，大叔齐祥文三叔齐祥卿均在法国”的后面说：“这里你写，曾评为公司和市职工教育干部先进个人。”又指着纸上另一处说：“这里你写，经支委会研究，同意报考。签你的名，盖上党支部的章。”
当时，大部分工人已经回家，尚有少数人还在厂里闲逛，生怕有人撞见，李凤华讲话比平时还要急。廖书记受她影响好象真的是背着人在做歹事，也跟着紧张起来，脑子转动不得，竟一字不差按李凤华的要求写了下来，字迹歪斜像几行枯草。正要写下面那句：“经支委……”的时候，党小组长小樊一下子出现在门口，李凤华清楚，他是傅兰的贴心豆瓣，要是让他知道了内情，马上走漏过去，坏事！李凤华手疾眼快，把桌上有我照片的表翻了个面，迎上前去把樊叫到门外私语。
她劳驾樊组长，这次出差上海，千万不要忘记帮她买一个搓衣板，要袖珍的那种，日本样式，不是中国那种大的。还提醒她：“给你老婆也买一个，讨她一个好，她肯定会高兴。”再转回办公室，廖书记字已写完，章已盖好，大功告成。第二天上午，报名表准时到达李老师手里。
事情并没有完结，傅兰和被廖代模取代了的原陈书记，拿着盖了厂工会图章（就在傅的抽屉里）的介绍信，到市工会反映齐家贞不够资格读电大，然后又去仪表局揭发，齐家贞想混入干部队伍读书，浪费国家经费。
老天爷真爱逗弄人，正好我有事也去局里，傅兰转身突然撞见我，嘻嘻哈哈同我打招呼，非要把一封米花糖和一个点心塞进我的挎包里。有人问过老陈书记：“你何必跟齐老师这样作对，过去你们关系不错。”他答道：“我不是针对她，我是针对廖代模。”
不知道在他们的阻挠下，我能否拿到准考证， 为了抢时间，我在揣揣不安的心境下开始复习，思想常常走神，很简单的东西十遍八遍记不住。
一共要求考四科：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傅兰拉我一同去体检，对我分外友好，她请我同她一起复习数学，帮她补习。我根本不打算在数学上花一分钟时间，脑子里有多少算多少；二十五年前学的政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统统等于零，我得要生开荒，一条一条背“存在”、“意识”……加之，我史地本来就不好，现在已经忘光，全靠重新死记。没有时间帮她的忙，帮忙等于要淹死的人再拉一个一起去淹死，我只得拒绝。
我的准考证发下来了。考试那天，傅兰笑容满面，硬往我嘴里塞进一块冰糖。在此之前，她再次向电大校长邹济揭发了我，邹济答道：“那是不行的。” 她觉得吃了定心汤圆，逢人便讲：“让齐家贞去参加考试，是要等她高兴一下，空欢喜一场。”
这位平时练得一手漂亮签名好字的傅兰，考试复习期间全家上阵，全力以赴保她一个人。她男人更是每天牛奶鸡蛋好菜好饭服伺，两个孩子也格外懂事，不打扰妈妈，一起为她考上一百八十分录取线而奋斗。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和可怜的齐家贞相比，她完全没有这福份。
可惜，有权有势有钱买不到一件东西——知识，“临时抱佛脚”，“屎胀了才挖粪坑”，都不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七月十五日，电大通知书下来了，齐家贞榜上有名，傅兰名落孙山。她考试成绩下来后就生病了，说是脚粑手软走不动路，那天没来上班。
她同那位现在是“喝茶水，拿薪水”的原书记又到区工会电大质问，答曰：“我们只根据报上来的表，表上填明，齐家贞是八三年重庆市职工教育干部的先进个人。”
廖代模书记思想超前，行动大胆，可惜当时许多人对他很不理解，加上他是单枪匹马的外来人，受到厂里老领导势力特别是被取代的和觊觎书记宝座者们的极力排斥。不久，带着在长仪厂大干一场改革的破碎的梦，他被仪表局调走。但是，他帮助我实现了我的大学梦，我对他永远心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