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显示，中国大学生的月收入约1,500元，仅比农民工的1,200元略高，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大学生就业前景的黯淡也构成了潜在的经济问题。为此，最近《纽约时报》邀请几位专家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那么这一问题的背后也引发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花费高昂代价而取得的中国大学生的学位究竟价值几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节目当中我们有请资深评论员陈志飞为大家来做点评分析。
陈志飞教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纽约时报》特别邀请专家来讨论中国教育的问题，当您看到中国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前景非常惨淡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您的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陈志飞：就像这四位专家一样，这次《纽约时报》邀请四位基本上有中国背景的专家，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还有密西根州立大学赵勇、加拿大的一位专家叫查强，还有一位大家曾经熟悉的旅美华人作家叫章家敦（Gordon G. Chang）。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都非常熟悉，大家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现实的脱节都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都做了实地的考察。
比如说章家敦偕妻子回国访问的时候，就亲自看到街边有2位来自四川的大学生在卖工艺品，而且自称收入实际上比制作工艺品的工人要低很多。在浙江的时候，他们看到一则新闻也是令人怵目惊心，我好像前面在中国的报纸上也看到了，就是浙江某地在招拾粪的工人，好像有8个职位，结果有1,100个大学生在申请。章家敦就得出这样的感慨，就是中国的大学生现在要跟农民工争拾粪的这份工作，他觉得很难理解。
另外一方面他也注意到，现在就业缺口如此之大，造成很多大学生转向军队来获得求职的机会，比如他说2009年他发现12万大学生入伍从军，比前一年2008年增加了3倍，是2006年的6倍。我们都是在中国读过大学的，当时可以说从军或进政府部门都是最差的选择，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嘛！现在大学生没有出路只有去做拾粪工或是去从军，章家敦所得出的感慨结论就是，大学生的就职机会非常渺茫，这可能是大家一个普遍的共识。
黄亚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中国问题专家，他得出比较理论化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毕业生，需求和实际现实有落差，就是现实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大学生的技能只在很少量的研究部门，像国家研究所这种机构才有施展的机会。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的官僚机构，那么官僚机构现在已经很庞大了，为了竞争一个公务员职位，可能几千个大学生都要为此削尖了脑袋，而录取率远远低于1%。就是说官方的官僚体制不可能再吸取中国的大学生。
那么别的产业来说，大家都知道比较蓬勃发展的就是制造业，它主要是以模仿别人的产品而维持的，它更需要的是血汗工厂的工人，而并不是从事研发的白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需求上的脱节。
现在的大学生数量比原来增加很多，几位专家都提到了，98年的时候全国的大学毕业生约1百万，到2009年的时候已经超过6百万，超过6倍，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期间中国的GDP也是有比较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从产业的结构性、合理性和知识的密集性来看，实际上没有进步反而是退化的，这对中国大学生的就业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
主持人：刚才您举的这些具体事例，听起来也是非常怵目惊心，尤其大学生和国民听到以后可能有一点悲凉的感觉。针对这两位专家，刚才您提到的黄亚生和章家敦，他们在《纽约时报》的讨论中也提出来需求关系的不平衡，章家敦也指出现在的就业机会非常渺茫、非常的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个不平衡？它的表面原因究竟是什么？
陈志飞：从表面来看是中国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在中共的官方报导中时有所闻。比如说今年 3月份的时候，《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发表了中国社科院张晓明先生的一篇社论文章，他提到说中国的第三产业相对来说比较弱，甚至类似于同时期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是造成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原因。这几位专家也有类似的言论。
那么进一步分析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产业链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一，最根本的就是农业和开采业，完全是劳力密集型的；第二，就是稍有技术含量，主要是制造业，除这两个之外就是第三产业，很多人也把它划为服务行业，也有其道理。现在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是蓬勃发展的，基本上占整个GDP的70%以上，这是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在美国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接触不到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人，在中西部或某些地区你可能接触到某些制造业。
比如去底特律你可能碰到造汽车的工人，但是大部分70%-80%的美国人，根本接触不到制造业的人，因为以人口来说，他们不到美国的10%。记得有个笑话，有人问美国的小孩子面包从哪里来的？说面包从冰箱里来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通过农业、灌溉，然后生产榖物等制造过程，他们根本就已经脱离了。
那么在发展中国家来看，经济水平也在持续增长，服务业在GDP当中基本达到50%，这起码是印度的水平。那么中国呢？中国只有40%。这几位专家有一位提到，中国的服务行业或第三产业在GDP中是低水平，根本不可能向他所谓的金融对手美国、日本、英国看齐，他只能向非常落后的极权国家，西亚的一些石油生产国看齐。
但是那些国家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各种政治习俗的原因，他们的服务行业很不发达，因为首先妇女就不应该从事各种职业，妇女出去都要遮面纱的。那么中国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吧，也被列为那一类。从表面上来看，专家认为这是造成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大学生的技能不在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在于第三产业，但是中国第三产业的萎缩，或现在相对的不发达，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这是它的表面原因。
主持人：究竟第三产业在那些方面比较蓬勃发展，您能不能再具体阐述一下，比如说在海外，究竟哪些行业是属于第三产业，对大学生就业方面比较发达？
陈志飞：刚才我说到服务业，那服务业的范围非常广，除了第一、第二具体从事体力劳动的以外，研发可能是一部分，新闻、金融、会计、娱乐这些都是属于第三产业的。那么我们分解来看，由于意识型态的影响，中共对这些产业的控制是非常严的，你像金融、电信，新闻就更不要说了。这些资源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根本就没有私人企业插脚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也是被强力压制的。
我好举这个例子，说如果现在中国的新闻开禁了，大家都可以随便办报纸，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每一个小镇都有一份报纸，2万人都有一份报纸，还是城镇要修路，学校要建一个新楼，都要大家讨论一番，那么任何一个小报看起来都是生动活泼，有正方有反方，辩论得不亦乐乎。
如果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口放开报禁，那么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需求量的增长不是10倍可以计量的，因为你想那么多城镇都可以自由办报，那么多中国社会问题需要讨论，那么多的编辑应运而生，中文系大学生何愁找不到工作？新闻系毕业生能找不到工作吗？对哲学系那些相对冷门的、专业的根本没有就业机会的大学生能找不到工作吗？肯定能找得到。
那你说中共对新闻的禁锢，就举这一项例子，其实是扼杀了多少人的就业机会，更别说网吧那些人，还有电影好多方面它都是管得很严的，还有通信、研发这方面它都管得很严，所以造成这种产业的萎缩很厉害。
另外，你看美国的“金融首都”纽约华尔街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不光是交易方面赚很多钱，其实从华尔街延伸出来有很多的行业，比如律师，因为你交易完后要背书，企业合并你需要通过法律程序，相应跟上的有保险业、会计业，而且你要把它的新闻消息传出去。它连带了很多专业的这些……
主持人：包括律师。
陈志飞：律师楼也很多，华尔街有两大律师事务所，美国“四大”中的两大都在华尔街上。而且它的主要媒体公司，像刚才你说的《纽约时报》为什么实力这么强，因为它就在华尔街旁边。它们整个等于是美国的命脉，是心脏跳动的中心，也是因为它集中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都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人才。
在中国根本达不到这么一个累积，就是整个技术的累积。因为它是政府一手操纵的，它不允许你有这种独立的、透明的，完全是民营的企业来存在，而且还有这么多牵扯意识形态的第三产业。我觉得这是关键之所在。
主持人：刚才您的回答也比较新颖，就是人为的控制造成产业的不发达和就业的黯淡前景。还有一位密西根大学的教授赵勇，他提出“高分低能”这样一个观点，也在《纽约时报》展开谈论。您对“高分低能”这个见解有什么看法？
陈志飞：“高分底能”实际上是社会需求不匹配的一个校园内的反应。因为你现在社会没有对产业尊重支持，没有这种就业机会，那反过来，学校认为这些技能不重要，但这些技能对一个发达的跨国公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在文中他也提到，美国麦肯锡公司（McKinsey）做过调查，只有10%的大学生毕业生能达到跨国公司用人的标准。
另外，麦肯锡公司发现：如果你问在外企的中国老总，什么是他最困扰的问题，在中国的运营当中？有44%会告诉你是找不到人才。但是门外又站了6百万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说找不到人才？就是因为这种外在需求跟大学教育不匹配，造成大学教育是畸形的。
我们都上过中国大学，都知道20%以上的课程是非常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别的一些人文思想教育都是被禁锢的，大学里好多人都只是很简单的、机械的做一些数学题，编一些程序，以为“学好数学化”就能“走遍全天下”。
但是他没想到在国际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更加看重的是你的人文交际能力，这是文明社会的标志，这是中国大学生普遍没有意识到的，也是之前国外一些行家或者新闻界对中国教育的一个误读的地方。他们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6百万人当中，一百多万人是工程师，中国将来是工程师的摇篮，但他没想到这些工程师很多是不合格的，而且是不能对社会造成很大贡献的。
主持人：看来这个教育话题确实是包含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点评分析。观众朋友，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