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做结构调整困难更大，因为我们的体制刚性，同样也是斯蒂芬.罗奇刚才指出的，中国的结构调整需要增加消费的比重，我完全赞成，但是如何增加消费的比重？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投资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喊了十几年，为什么到现在仍然转变不过去？
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制度刚性，在刚性制度的约束下，我们的发展模式必然是靠投资驱动，不可能转到消费上，除非打破刚性的体制，才有可能把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
为什么这样讲？为了拉动消费，首先要想一想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储蓄率这么高，存钱存这么多，如果中国老百姓不存这么多钱，我们也没有钱去把投资率拉到接近GDP的50%，中国老百姓存钱存这么多，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保体系不到位，中国的老百姓消费上不去，消费占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美国人消费占GDP70%，我们消费占GDP35%，正好差了一半。
美国人是过度消费，我们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不是向居民倾斜，这是我们消费上不去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财富积累方面，国民财富的积累速度是落在国有部门的财富积累，央企财富资产的增长速度，我们前国资委的主任卸任的时候报了一份成绩单，那份成绩单也许个人会感到欣慰，作为经济学家看到这份成绩单的时候只会感觉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继续恶化。
要刺激消费，就要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倾斜，但是这个倾斜不是由政府去杀富济贫，这个倾斜是进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场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场上体现公平的原则。
收入的分配，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和民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为什么政府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新增长的国民收入，王小鲁做了一个出色的研究，说明我们过去几年间收入的分配大多数集中在最高端的收入组别里，而中层和下层的收入组别收入增长速度远远的落后于高端组别的收入，为什么？
是因为灰色收入的存在，而灰色收入也就是我们讲的寻租。如果不解决寻租的问题，不解决官商勾结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这些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我们花力气来进行研究。
我曾经提议过为了刺激消费，要增加居民的资产，十七大中曾经提到过，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要增加资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资产，否则哪里来资产性收入。增加资产方法很多，把土地还给农民，农民的资产立即就有了，当农民自己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的时候，强拆强迁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国有资产在国资委手里管着，一分钱都不能用于消费，如果分给民众就可以变成消费购买力。有很多的政策，政府与其花“4万亿”扔到“铁公基”里，不如把“4万亿”放到社保里，与其国资委掌握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不如把它放到全国社保基金里，来充实我们的社会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的把储蓄拿出来用于消费，来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当然，我提出的这些对策都很少有可能被政府所采纳。之所以很少有可能被政府采纳，是因为这些政策和政府的利益不协调，如何去协调政府和社会的利益？要靠政治体制改革，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把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协调起来，我们不是不要政府的利益，也要，但是它要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一致，保持一致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