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点名批判邓同志。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问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本文节选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