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生俱来的出门不看天色，进门不看脸色的德性，正是对懂事乖巧的母亲基因的变异。相信我是世界上最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的人了，否则怎么会在与“爱人”打架四个月后，又抱着欣儿滚回去，无视邻人们脸上泛起的鄙夷与耻笑。
我不得不告诉几个弟弟，尽管我重视言而有信，按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信条做人，但在柳其畅的问题上，我是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的，头晚上我说坚决要和他离婚，睡一觉，第二天清晨我就变了主意，根本不想离了，说不定下午就打点行装又回去了。对于我讲的诸如此类的话，我请弟弟们只当耳边风，只当我在放屁，不要跟在我后面变来变去，弄得那麽辛苦。
恨，我就一次次搬走，爱，我又一次次归来，无非以为他会改。那么，我自己改了吗？没有。那又怎能期待对方呢？故此，旧戏重演！
家庭战争甚至连屁事没有也会爆发，硝烟弥漫，无处躲藏。
他说想起这桩婚姻，他背心发凉，我说想起这桩婚姻，我噩梦一场；他说他在单位上人人看重，你齐家贞当我一文不值，我说，我在电大个个热爱，你柳其畅对我六月天飞霜；他说，你这个人不做家务，没有一点用处，我说你这个农民暴发户，只晓得数钱；他说你这个女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说，你这个男人不知好歹，只能和有老公的小顾般配；他说，像你这种人，喝我一分钱开水，我心头都不舒服，我说，像你这种人死了，我一滴眼泪都不会为你贡献。
针尖对麦芒，瓦块对石子，恨不得用唇枪舌剑把对方刺死。
两个四十几岁的人了，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变脸比演戏还快，滚进去滚出来，比球还圆。我滚出去时像翘尾巴的雄公鸡，气势汹汹永不回头，滚回来时像只夹尾巴狗，垂头丧气，拽着我的“小拖斗”。
“小拖斗”需要家。
一切之上，还有个致命的因素，那就是在我凶狠狠的言辞之下，掩盖着的顽固不化的感情，像喝了迷魂汤，心不由己。感情不化，不化的感情，只有感情化了，决定才算决定。
结婚不是为了离婚，但婚后不久，我便把离婚二字叫得天响，之所以没有离，并非是柳其畅声言要把齐家贞拖老拖死，而是我自己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他这个人。
有人说，女人结婚前，眼睛要鼓得大大的，结了婚，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双目紧闭过日子了。而我，正如小时候“颠倒歌”唱的，“河里石头爬上坡，先生我，后生哥，看见妈妈生外婆”一样，非常颠倒。先是闭着眼睛爱他，把他理想化，然后睁大眼睛挑岔。本来，生活中的颠倒比比皆是，几十百把斤重的人会惧怕一条不足二两的猪儿虫；老鼠的克星猫，会被老鼠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等等，不一而足。这等事情，颠倒了造成的后果通常不值一提，不少反倒是笑话一则。但是，婚姻感情的颠倒，后果就非同小可了。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种痛苦可以与感情上的痛苦相提并论，世界上没有一种煎熬可以与感情上的煎熬等量齐观。你眼睁睁无可遁逃地承受，啃噬你的骨头啃噬你的心，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尽管如此，谁吸取过前人今人自己的教训，还是争当瞎眼狗，一个劲往里钻。
我拼命地工作，不给头脑有片刻休息，否则柳其畅三个字长驱直入，搅得我心神不安。电大办公室电话铃一响，我赶紧起身去接，怀揣希望是老柳打给我的，一次次失望，还是战不胜我抢接电话的冲动。我时刻在等待。
八三年春节初四，我从和平路走下楼，心事重重，过马路忘了看来往车辆。突然，一辆大卡车在我身旁刹住，“它为什么要停？”我问自己。直到车子开过去，上面近二十名男女转过身来朝我爆发出的大笑，我才发现自己站在马路中间要卡车给我让路。幸好那是春节，大家心情好，只当我是神经病笑笑而已，否则，“你活得不耐烦啦，找死呀”是一定要你听而受之的。在囤船上等过河，怎么来来去去的船身都印着“偷渡”二字，和我判决书上的一样，心里好惊恐。定睛再看，偏旁不同，原来是“渝渡”——重庆轮渡公司，并非要装着乘客集体偷渡。去百货店为欣儿买硼酸浴皂，她身上发痒，一个老太婆在门口摆摊，旁边的破竹篮竖一块硬纸片“织补尼龙袜子”。走到柜台，“同志，请问有没得尼龙香皂。”售货员惊叫，尼龙还可以做香皂？进百货公司买塑料凉鞋：“请问这种样式有没得三十六公分的？”对方怔住了：“三十六公分，女巨人凉鞋，我们没得。”其实我是要三十六码。出门买方便面，明明看见摸出来的两块钱掉在地上了，不理，走了十几步远才想起，钱掉在地上是应当马上捡起来的，赶忙走回原处，钱，已经进了他人口袋。
至此为止，我已经是名老资格游击队队员，一年搬四次家不算稀奇。我在许权伯伯借给我的小木板房住过数月，白天上班，晚上教夜校回来批改学生作业至深夜，老是睡眠不足，老是两个眼圈墨黑，人家不知道我的名字就叫我黑眼圈女人。板壁后面男人的咳嗽声使我害怕，晚上栓了门，再加把椅子顶住。二路电车司机许金英，我给她带过女儿圆圆，她把我藏在集体宿舍住了一个月。宿舍就在两路口现在的“皇冠电梯”旁，上了夜班离家太远的司机售票员在此临时住一夜，彼此间不见得相识，无人发现我是个“外星人”。半夜抓小偷，请了派出所的户籍来清查，万一给许金英惹麻烦，太吓人，此地不宜久呆，得快快离开。
我搬进了长江仪表厂一位好朋友的家里。热情真诚的李方健，丈夫战国正在成都念大学，空了个小房间借给我，和她的父母妹妹在一起，我也有了家的感觉。早上，李伯伯去伙食团打饭，豆浆稀饭包子馒头由我吃，傍晚，我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清楚我过的什么日子，只要有好菜，李妈总要为我留一份，躲也躲不过。“我吃不下了”，吃不下也要吃！每月我才付两块钱早餐费，为了养女儿，自己省了又省，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付晚餐，好意思白住人家的房，再不好意思白吃人家的饭。
战国学成归家的消息传来，方健非常高兴，我也为她高兴。但是，那晚我失眠了。
天太干，睡在床上不时听到房顶的瓦片发出开裂似的响声。半夜，突然下雨，急促的雨点打在干瓦上，敲击出扬琴般清脆的乐声，四周一片叮叮咚咚响，悦耳悦心。雨继续下，瓦片像干海绵吮吸，喝饱了解渴了，雨点声变得迟钝沉重。我的心也跟着沉重起来。有了这片瓦，你才有地方遮风避雨，有了这片瓦，你和你女儿才能生存。你现在安全地住在这里，马上，你将去何处？又无处可去，又无家可归，又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继续游击了。
最后，我搬进长江仪表厂另外一位好友，夜校学生涂大丽的家。她单身，我俩睡一张大床。她父亲是两路口房管所书记，那是当时最有权势的职务，只要他想，就可据此发大财。可涂伯伯布衣草鞋，像个刚进城的农民，家无长物，过着淡泊清静的生活，回家门一关，送钱的送礼的都是他的敌人，别想进来，令我对这位当官的刮目相看。善良的人家都一样，大丽的母亲，知道我的苦楚，总设法照顾我吃点好的，无论我有多少借口婉拒，无论我真的吃不下还是假的吃不下，我都必须把她专门为我留的好饭菜吃下肚。我觉得问心太有愧了，在他们家里吃住，没有付一分钱。
有一次涂大丽全家出门有事，就我一个人守屋。客厅里静静的，除了我这个动物，还有一个宠物，是他们养的一只猫，它从四楼窗口摔下去断了一条腿，一动不动正睡在藤椅上养伤。它的身体受了伤，我的心灵受了伤，我俩都是受伤者同病相怜。但愿它是个人就好了，我就可以同它慢慢聊，聊聊我的痛，聊聊我的愁，聊聊我对自己的反省，聊聊我苛求对我好的人，聊聊我有眼无珠嫁错郎，特想聊聊对友人们的感激……
那次，厂里停电两天，额外的假日，人人喜出望外，像捡到了大叠钞票，就我一个人发愁，讨厌的时间怎么打发？那天早上，我在街上东转悠西转悠转回了仪表厂，大门居然开着，民用电照常。不知哪些大爷在办事，我癞子跟着月亮走，沾光，溜进二楼我的办公室看书，时间还好混。傍晚，听见什么地方有人在叫我，走到窗口把头伸出去，原来是七十米外一幢民房四楼上文国英正伸长脖子大喊：“齐老师，稀饭煮好了，快点来吃。”她这声喊叫，周围居民都听见了，这个菩萨心肠的文师傅也在长仪厂上班，看见二楼办公室电灯亮着，断定是我。“来吃稀饭”！情谊重如山，它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没齿不忘。
我的恩人朋友们，不仅在物质上帮助我，也拯救了我的精神。他们使我在无边苦海中不没顶，在黑夜的跋涉里有光明，在嘈杂的人生里不沉沦，在腐烂的社会里不锈蚀，在孤寂的生活中有支撑……一句话，使你有兴趣活下去。我们通常总爱用谢谢、非常感谢这几个字表达谢意，对我而言，这几个字太轻，哪能表达我内心的感恩之情于万一。恩深似海啊！
大丽恋爱了，同她的男朋友打牌下棋，两个人笑得点头弯腰好开心，我这个中年女人夹在中间算个啥，大家都尴尬。我应当知趣地走开。
游击队员又开始游了。
尽管我与老柳合合分分感情不好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我困难重重众所周知，我还是不愿意太多人了解内情，我拒绝别人可怜，自作自受，有啥好可怜的。我经常中午在厂伙食团打四两饭一份菜，中午吃一半，留一半晚上吃。这样，伙食团的人就不知道我无家可归，连晚饭也不得不在厂里吃。至于其他人，下班打冲锋，没人关心齐家贞下了班还赖在办公室里不走。
我找高年华，问她能不能寻个地方给我住，她带我去见李惠兰，三队老同犯，曾经因为她浪费了公家几尺线，被我狠狠骂过一顿，还罚她拿自己的线赔偿。现在，她当个体户卖服装发了财，高年华说：“你帮齐家贞想想办法找个地方住吧，就当做了件好事。”我觉得心给刺了一下，像个叫花子向过路人讨钱，做好事行行善吧。我最不愿意被人可怜，狗可怜，猫可怜，手脚齐全头脑管用的我，为什么要被别人可怜？这种时候，我特别恨老柳，是他把我整到这步田地。
因为没有自己的窝，我最怕星期日，最怕节假日，还怕厂里停电不上班。
通常，星期日我都是带着欣儿在治平家里过。兴国总是陪我去严妈家接柳欣，柳欣为了表示爱妈妈，非要我抱，不准大舅舅抱，还不准大舅舅拿她的奶瓶尿片行李包，除非行李包的带子由她掌握在手上。于是，我抱着欣儿，欣儿“提”着行李带，兴国紧跟在后面托住行李，三人一体走到和平路，治平承兰夫妇开始围着我的女儿忙。好像下雨，雨一来，他们赶紧帮忙打伞。
有时候，我带着女儿外出，记不起是怎样把那些可恶的假日打发掉的，只记得日子非常长，心情非常沮丧，回到住处已累成半条命。
不明白，我眼不瞎嘴不歪手脚齐全，能力不比别人差，凭什么我不能有个好丈夫，女儿不能有个好爸爸，还得去羡慕人家，见别人的幸福眼红。
一次，公司举行学徒招生文化考试，数学语文两科让我去监考，下午四点半就结束了，我心里又开始发毛，这早不早晚不晚的时间，我能去哪里？只差个把小时下班，如果回厂，那就等于公开宣布我没家，太丢脸了，那就去看望看望久违的朋友吧。
我像翻地址本一样，把所有的朋友一个挨一个回忆，没有一个此时此刻不是刚下班准备做晚饭的，没有一个朋友适合我此时去拜访，此时拜访就意味着叫花子讨饭。不行，齐家贞就是饿死也不做“挨门撞（叫化子）”，我从牛角沱经下半城往解放碑走，从解放碑经上半城往两路口走，走一个圆圈，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拉兹，没有目的也没有希望，随意走荡消磨时光。
太阳紫红色的余辉在天边隐退，浅黄色的月亮从另一边爬起来，暗淡的街灯亮了，行人稀少了，我走得很累很累，时光还没有消磨完，我不愿意这时候回去，大丽一家也正在吃饭。我伤心起来，走一路哭一路，连躲着哭的遮拦都找不到。没人看见，没人理我。
齐家贞，你到底在干啥？为什么你给自己选择了如此糟糕透顶的生活，我恨我自己。
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绝不能让老柳知道我的日子有多苦，我的心里有多苦，哪怕有时候我忍不住在他面前哭，痛哭，我也绝口不提那些曾经经历过的痛苦。柳其畅痛恨我出走，他高兴我吃苦，高兴我吃尽人间难吃之苦，他希望用苦把我吓退，等着用苦把我逼回去。他是姜太公稳坐钓鱼台，有自己的房子，有稳定的收入，怕什么。
我的苦集中在房子上，要是我有自己的住处，工资再少，除了欣儿的费用，我个人的开销可以递减，只吃盐、米我就能活。有家可归，同女儿天天一起，讲故事、教她知识，周末节假日，不必带着她像游神到处滚，浪费宝贵的光阴。我也能好好休息，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在，为了还给涂大丽清静，不影响她与男友陈枝伟的交往，我就更加发愁了。
脑子里整日盘旋着“房子，房子，你在哪里”，我为它害上了单相思。可房子是用沙石砖头砌起来的，是用钱堆出来的，房子要由拿着国家薪俸位居高职的房老虎们分配，你无职无权又无钱，与他们又非亲非故，他们凭什么分给你房子，害相思害不出房子来。
我求了许多许多人，曾经想过住到办公室里，甚至异想天开打算带着女儿到外省去，没有一条路开绿灯。无论如何，我不求柳其畅，他的破房子，用了一点我的名义（齐家贞嫌住房不安全，出走了），主要由他工作单位出钱为他翻修一新。
走投无路，我第五次搬了回去，老柳又赢了。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人世间的一切都有惯性，傻也有傻的惯性；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上瘾，傻也可以上傻瘾。
我相信，蚂蚁这么会搬家，它们有一天也会希望居有定所。
这第五次搬回去，双方都有诚意把这个婚姻维持到老到死。我公开与柳其畅闹离婚，使他在单位地段上丢尽脸面，这个气量小报复心重的人，居然不作计较，一再接受我回去，很难能可贵。我愿意既往不咎，把老柳过去说的做的错话错事抛之脑后，咱们从头开始。
多年抗争的失败，我对柳其畅夫妻不如朋友的待遇，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成自然，几乎要放弃原来认为的，夫妻间要什么相濡以沫、什么心疼亲爱之类的想法了。当然，还要做那件事，那件他说只给他一个人省着用的事，如果每次都在日历上用叉做个记号，我看一年里也没有几把叉可数。
老柳要我把命运同他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不是不愿意，当他的老婆就是这个意思，一种结合，一种托付。
可是，这个家里，存在着两种生活水准，一方是相对的阔绰，一方是实在的贫苦。我们的钱各管各，柳欣的二十三元托儿费由我付，收据交给老柳，拿到他单位报七元，属于他的收入。我现在的工资三十四元五角，除了欣儿的托儿费，除了我交通月票和杂用，还想克扣点钱给欣儿买书买玩具买漂亮衣服，剩给自己的只能是早餐费一角，午餐费一角了。至于老柳在伙食团吃几两饭，吃几毛钱菜，他随心所欲，我无权过问，总不至于像我这样天天中午二两或三两白饭，加五分钱菜──吃这样的伙食，用他的话说，莫叫人把牙笑落。他每日五角烟钱雷打不掉，柳晴早餐费三角一分不少。我晚餐在家吃，由老柳开支，他认为我是由他养活。
我对爱和爱心的渴望几近干枯，过年过节，没有得到过一次礼物，生日没有吃过一次生日面，我已经不计较，我几乎认为这些都是瞎子戴眼镜——多余的圈圈了。
本来，这种“一家两制”，一家人生活待遇的差距，这种暗中忍受的贫苦，我可以继续过下去，劳改队出来的人，个个有超凡的吃苦能力，这点小苦算什么苦。
这第五次回来的一年半里，我觉得我已经快要把我的命运，和他以及他给我安排的生活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那怕它是建立在我快要麻木死亡的感情上，那怕它是建立在我无立锥之地为孩子一再退让，连每日的基本食物都成为奢侈品的基础上了。
要不是那天我读电大“党政干部专修班”，交了柳欣的托儿费二十三元，学杂费二十元，班费二元，又叫了一挑煤，买了豆腐小白菜，一个月的工资、附加费、粮贴、奖金全部洗钵(用光)，不得不伸手向柳其畅要钱买开学后我中午的饭票，他坚拒，致使家庭战争再次爆发，说不定，这辈子我真的就同他白头到老了。
他说他口袋里只有十元，他和柳晴买饭票每人五元。我建议，他买四元，我和柳晴一人三元，过几天他发了奖金再买。老柳说：“五块钱都太少，买三块钱饭票，说起都笑人。”见他完全不管我，我冒火了：“你两爷子吃饭，我拿来挂起？不管，那我中午回家吃。”柳其畅把筷子一掷：“你要吃，你就厚起脸皮在家里吃，莫说那么多！”他的筷子一只跳到桌对面，一只跳到地上。我顺手拿起桌上装着几片炒冬瓜的碗，狠狠往地上一砸，碗摔成无数瓣，粘糊糊的冬瓜洒得一地。柳其畅大吼一声：“从明天开始，家里停伙，各人吃伙食团！”
停伙，当然是指不要我吃饭，并非老柳和他儿子。
前不久，长江仪表厂发给每个职工一个高压温水瓶，此货当时很缺悄，值二十元。我麻烦文国英贱卖了十五元做伙食费。从九月二日到二十六日厂里发工资，二十四天里我就靠吃这个高压水瓶过日子，千算万算，钱不会算多，当然只能亏待自己的肚皮。除了中午在电大吃伙食团，早晚和星期日，我不得不上餐馆，不言而喻，餐馆价钱贵份量少，齐家贞再次生活在饥荒里。这样的日子，对父亲对弟弟们我一句不提，还是一张笑脸，还是若无其事，你要跳回火坑，你自己活该。
不在他那里吃饭，我别无去处，还得住在老柳家里。我们互不理睬，我进出不理人，目不斜视。
奇怪，老柳说只有十块钱，都买了饭票，结果他有钱专门吃给我看，不仅没停伙，伙食开得格外好，鸡鸭鱼肉比任何时候都吃得勤，俩爷子还热热闹闹吃火锅，香气四溢，不晓得钱突然从哪里钻出来了。
要收拾齐家贞，对老柳而言，易如反掌。有钱人总赢。
星期天最讨厌，为了躲开看他们吃饭的热闹，和闻他们飘出的菜香，为了第二信号系统不给自己出丑，我三餐都早早出门。肚子老是很饿，见了吃的恨不能一口吞下肚，那怕我要求自己慢嚼慢咽拉长用餐时间，还是达不到慢的要求，总不能守着空碗坐在店堂里看别人吃。于是，时间又多得成灾，我又得像丧家狗无所事事满街乱逛了。
一次，丧家狗逛进了两路口图书馆，哇，这么多人在这里读书。从此，齐家贞找到了库房，周末、晚上来此，堆放她独有的废料——寸金难买的寸光阴。
电大同学发现我餐餐吃得又少又孬，长期下去会损害健康。刘金刚说：“我读书，丈夫牛奶鸡蛋保我，你啷个顿顿吃烧饼。”回厂领工资，李方健惊叫：“齐老师，你啷个搞的，才去读书三个星期，就瘦成这副样子。”我苦笑，饭都吃不饱，还侈谈什么？
我一次再次想起梦里的那只红狗，这只活生生剥掉皮毛浑身被鲜血染红的狗，那泪汪汪的悲哀的眼睛，那疼痛难忍瑟瑟颤抖的身体，它记述了走过肉体屠场的历程，再现了灵魂地狱的遭遇，我就是它，它就是我，我是它的印证，它是我的诠注，我是它的载体，它是我的物像。
因为没有死，只得活下去。
迈一步，留下一滩红血印，红血印连成一条路，沿着血路走下去。
通向何处？
